|
本报评论员 彭 克
尽管日本队的巴西籍主教练济科来到亚洲已经超过15年了，但显然他还不懂得中文。否则，仅仅是为了讨个好彩，他都不会把那个名字叫做“大黑将至”的替补球员派上球场。在他做出这一换人的一分钟后，澳大利亚人攻进了彻底奠定胜局的第三球。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前所未有的激动的叫好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其中的原因自然不用多加解释。
尽管我个人并不欣赏所谓的体育馆爱国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杯赛的魅力跟民族情绪是分不开的。今天，在资本的流动和集聚效应下，世界上最顶尖的足球俱乐部队，已经完全可以跟水平最高的国家队之间进行抗衡，甚至在技战术水平上超越它们。但即便是最成功的俱乐部赛事，其所能够吸引的球迷广度，仍然与国家队比赛能够吸引的球迷广度无法相提并论，这种现象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世界杯所蕴藏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其比赛内容本身。
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眼中，各个国家足球队的比赛风格首先是一种民族性的展示。他曾用政治家的眼光来阐释了三个足球强国的民族性与足球风格之间的联系：巴西人是激情的奴隶，和他们的政治制度一样，巴西人在球场上同样强调个人主义，尽管激情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但离开了激情他们终究一无是处；德国队的比赛就像是施利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备战周密到无以复加，但他们的缺陷也跟施利芬计划一样，一旦计划受挫或遭遇失利，就会陷入极度失望甚至宿命论式的悲观中；球场上的意大利人则是马基雅维里的忠实信徒，他们的足球哲学首先是集中全力阻止对方得分，使对手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再诱使对方放弃习惯的踢法，并进而通过反击得分。我们不需要基辛格再逐一地加以分析，在世界杯赛场上，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荷兰人对于过程的追求，韩国人的刚烈与促狭，非洲球队表现情绪化的共性，都各自得到了鲜明的展示。
在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不久出版的一本叫做《思想者球迷之世界杯指南》(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的书中，《伦敦书评》的英国籍主编托马斯·琼斯(Thomas Jones)出人意料地为阿根廷球星马拉多纳凭借“上帝之手”攻入英格兰队的那个球做了不少辩护，但像他这样包容的“国际主义者”毕竟不多。球迷们更喜欢津津乐道于世界杯赛场上的几对著名的宿敌——阿根廷与英格兰、荷兰与德国、巴西与阿根廷等等，由于球场内外的各种历史缘故，他们之间的碰撞总是格外火星四溅，而几乎它们的每一次碰撞，也都能为球迷们留下经典的回忆。
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分组赛上，足球场外的政治阴影让人们不禁为美国与伊朗两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担心不已。最终，在一场精彩的球赛后，伊朗队以2∶1反败为胜，获得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场胜利，人们忧虑中剑拔弩张的局面终究也没有出现。或许这才是最好的结果：让民族情绪成为足球场中热烈情感的一支助燃剂，但别烧得太过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