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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文
在国家府库和百姓钱袋之间实现相对平衡，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持续增长的必须，应该成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致力目标；
百姓钱袋并没有因为“多收了三五斗”而鼓胀起来。而且由于税收政策的“下沉效
果”，大部分的税收虽然是经由富人缴入国库，但真正的买单者并不是他们，而是大部分被转嫁给了普罗大众。
1月到4月份的全国财政收入超过了1.5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以往，这些数字通常被看作“财政收入情况喜人”，但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却笑不出来。因为这些“喜人”的数据背后明确显示出了目前的局部经济过热等现象，产能过剩、房价飞涨也正是排名前几位的几个省市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
时间仅仅在2006年走过了三分之一，可是财政收入却已经达到去年刚刚突破的3亿大关的一半；财政部预测前四月财政收入的增幅为14%，并且认为“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因为“估计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百分之八点多，物价上涨也就是1%到2%”，可是实际增幅却达到了22%。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大概都只能用“飞增”来形容，而且是“非正常飞增”。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福布斯》2005年全球税负指数给中国税负的世界排名：全球第二高。
财政收入飞增意味着国库殷实，国家机器运转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保证，同时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也将会发放得更多更好，因此固然是“喜人”的，这个无须多说；但是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在硬币的另一面，财政收入飞增，特别是“非正常飞增”，却意味着现行财政税收政策可能在调节国家府库和百姓钱袋之间出现了偏差，从而挖下了一个“自己将把自己打败”的“国富民穷”陷阱———这也许正是财政部长“笑不出来”的重要原因吧？
虽然我国税收远高于GDP增长(去年全国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20%，而GDP增长率仅为9.8%)，但是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却连年下降。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然而，国家机器本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只能来源于全体国民的纳税和缴费。财政税收政策在调节国民贫富差距的同时，实际也在调节国家府库和百姓钱袋的贫富差距。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二者同步增长；但在一些发达国家，往往采取前者缓慢于后者的增长方式，从而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一些明显不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百姓生活幸福被迫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
在国家府库和百姓钱袋之间实现相对平衡，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持续增长的必须，应该成为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致力目标；而财政收入脱离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非正常飞增”，显示出这样的相对平衡已经被打破，政府向百姓索取过多，百姓钱袋并没有因为“多收了三五斗”而鼓胀起来。而且由于税收政策的“下沉效果”，大部分的税收虽然是经由富人缴入国库，但真正的买单者并不是他们，而是大部分被转嫁给了普罗大众。因此，国家财政收入的“非正常飞增”，可能正是以百姓生活质量的下降为代价。
举例来说，房价飞涨是一些地方财政收入“非正常飞增”的重要原因，土地出让金及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已成为一些地方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但是，开发商自己并不会为此拿出一分钱，地方财政收入的“非正常飞增”，归根到底要由购房市民来负担。等于是老百姓用无奈而悲辛的“房奴生活”支撑起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非正常飞增”———“数字出官”体制下，财政收入飞增必然会让一些官员开心大笑，然而，这少数的笑正是由千百倍数量的哭“酿制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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