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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张传杰(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
上一篇我们对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进行了一些概括。相对美国民众，美国的外交精英是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有直接关系的一部分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认知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首先，外交精英对外交政策有很高的关注度，对外政策或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或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其次，他们不仅有动力去积极搜索关于他国的信息，他们也有
能力、有资源获取这些信息；此外，他们可以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称优势影响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最后，他们对别国的判断往往是积极思考的结果，这种判断不易发生改变。
在这些外交精英中，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态度则更显得重要。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立法者，他们可以通过立法手段，对总统的外交政策施加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直接制定外交政策相关议案，经国会表决通过、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约束总统。美国一位参议员曾经开玩笑地说到，华盛顿不止一个总统，有好几百个总统，每个国会议员都是总统。
国会议员是由各自选区的民众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只对自己选区的选民负责，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常受到自己选区的情况左右。本选区内有很多纺织或者钢铁企业，在与中国相关产业激烈竞争中生存困难的，那么该选区的议员对中国必然有负面看法；本选区内有中国投资企业，或有大量依赖对中国出口产业的，该选区议员对中国的看法就可能更正面些。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也会因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不会像民众看法那样大起大落，特别是一旦负面看法形成，很难改变。
民意调查发现，美国的国会议员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美国民众要更为负面。美国国会与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大相径庭。美国国会经常是反华的一个阵地。比如在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美国国会比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制裁中国，而不是对话协商。
当然，通过一些途径，也有可能影响美国国会议员的观点。一是聘请公关公司游说国会议员，试图取得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的支持，这是美国政治允许的一个环节，也是许多外国政府愿意积极参与的过程。一些外国政府每年都花大量的金钱在华盛顿进行游说活动，据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在游说美国政府方面花钱最多的国家是英国、瑞士、德国、日本和法国，1998年以来，这些国家花费了4.23亿美元从事游说活动。
利用游说国会的机会，一些力量甚至可以使国会通过一些与美国政府政策相冲突的议案。比如在1995年，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总统”李登辉，为了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花钱聘请美国的公关公司游说美国国会。最终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因此，克林顿政府无奈地违反了先前向中国政府做出的不给李登辉发放入境签证的保证，导致了中美关系在1995年出现一定的倒退。
邀请国会议员访华也是改变他们看法的一个可能途径。美国的国会议员，很少访问过中国，难免对中国会有误解和偏见，通过亲身访问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众所周知的，美国参议院两名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曾起草了一份制裁中国的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份适时地邀请了这两位参议员访问北京，让他们亲身了解中国。舒默参议员对媒体公开承认，这次访问不仅是他第一次到中国，也是他25年议员生涯中第一次官方出国访问。两位议员对北京的访问印象深刻，并且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也获得了一些有用的第一手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会在中美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一些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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