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0万朵中国康乃馨

　　文/张 生

　　1980年版的《辞海》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这很能说明我们当时对这事的认识。

　　现在不同了，张颐武教授说，章子怡通过奥斯卡颁奖晚会这个舞台展示的形象，是 一种眼下急需的“软实力”，她比孔子更适合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出口。张老师的幽默似乎很不被有些网友苟同，他们看到章子怡在《艺伎回忆录》中躺在日本男演员身下，解读出了一种中国女人被日本男人凌辱的意象。

　　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关于章子怡的种种说法，但个中观点不可以抄袭，也不可以推脱予他人，因为这涉及到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是巨大的进步。因为眼下的知识产权已经走到了非常要紧的关口，大焉者，布什、赖斯、佐利克觉得是中美关系中需要解决的利益攸关(Benefit-staked)问题；小焉者，美联社近日报道说，日本农林水产省的官员正在调查进口自中国的康乃馨，看它们是否与日本的一个康乃馨品种吻合，“因为日本一些康乃馨知识产权所有者抱怨说，从中国进口的康乃馨是中国人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培育的日本品种”。农林大臣中川昭一说：“每年的母亲节我都会送给母亲康乃馨，但是我不想送给她非法培植的品种。”

　　所有的知识产权话题背后，是利益。中川的孝心就诉说着这样的事实：过去的5年间，日本市场上从中国进口的康乃馨从300万朵增加到了5600万朵。

　　因为涉及到利益，1623年英国就颁布了《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商标法方面，1809年法国首先推出《备案商标保护法令》；版权法方面，英国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大概是世界第一。如今，工业产权、版权、保护竞争等知识产权领域，有数十个国际公约在生效。知识产权及其繁缛的保护程序和措施，已经成为文明世界运转的重要基础。

　　我们不反对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本人就从不看章子怡的盗版碟。

　　但我们发觉，知识产权是一个与历史、话语体系、西方中心论乃至霸权政治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绝非单纯的法律问题。或者说，法律问题，只是知识产权问题的技术层次。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这就是北宋时期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广告，按道理，今天全世界的针制造商都应该向刘家针铺的继承人缴纳专利费，或者，非经他们允许，不得生产针——

　　别急，我知道你要说，知识产权保护有期限的。是的，我知道，按现在的法律，刘家针铺就是有专利，也早过期了。但是，谁，凭什么，要给知识产权加上一个期限？50年、100年的保护期，道理何在？——谁都知道，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欧美给知识产权一个期限的时候，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已经发明出来几百年了，而无论玛丽还是威廉，都没有听过周星驰的名言：如果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要说，一万年。

　　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但中国的历史显然已经被排除在坐标系之外。黑格尔从理性和哲学的高度说，中国没有历史！他和他的同胞、远亲们都不是说着玩的。

　　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因为专利，所以富裕，1822年的一场大火，把十三行的藏银烧化了，银水流满了广州的街道。广州十三行得到清政府的特许专利做世界贸易，跟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女王那里得到专利经营印度就经济层面而言是同一个性质，但他们的专利并没有得到尊重，英国官方支持下的鸦片走私，改变了中国方面的常年顺差，接着，拿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航海闯入的英国炮舰结束了十三行的专利。我们显然无意对那些动辄说中国人历史上就没有产权保护意识的欧美人士炫耀我们的历史知识，我们只是想指出，当中国也已经步入文明时代以后，欧美仍然垄断着产权保护的原则和话语权。

　　拿微软和盖茨来说，为富而仁，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慈善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他不会有乐善好施的雄厚资本。但是，请注意这样的事实：盖茨的慈善金里有多少是我们捐献的先不说，美国的法官可以反复审理盖茨和微软是否涉嫌不正当竞争，“麦金托什”几乎是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幸存于“视窗”的魔掌，中国的金山却在Office的阴影下濒临死亡——别以为我仅仅在批评中国的法官——其实，一旦中国对微软、

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个级别的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提出质疑，就会遭到美国政府和舆论的“敲打”，瞧瞧美国国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可”就知道他们的准则了。所以，中川大臣对康乃馨血统的好奇还算是温柔的，孟山都公司对各类农产品孜孜不倦的专利申请使我们看到了这样恐怖的前景——有一天，大豆发源地的中国农民种大豆，得向从中国借野生大豆改良品种的美国公司支付专利费。

　　因为现行产权规则霸王硬上弓的特征，我们注意到有人把中国和世界各地盗版者的爱好看成一种愤怒的表达形式——既然被排除在规则的制订之外，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种规则？！

　　这种愤怒上升到理论，就是阿明、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贫穷落后、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依附地位的根源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脱离资本主义强权制订的世界秩序，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当代的中国，不需要全盘吸收那个火红时代的某些偏激，但在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西方总是叫东亚遵守规则，而一旦亚洲人掌握了规则，他们就修改规则。老人家说得太透彻了，难怪尼克松生前心情复杂地推崇有加。

　　感谢亨廷顿、奈等教授，我们得知，知识产权制度其实就是“软实力”之一，这种软实力是欧美、特别是美国在这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依靠。这样说来，我们就明白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

纺织品配额、农产品贸易占据了中美谈判的中心；布什和后布什时代，知识产权的话题显然更热闹。无论“硬”的、“软”的， 说的都是一个“年轻而稚气的霸主”(美国历史学家语)对其霸业的呵护。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