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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晗
最近，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厚厚一大册。原计划被访者12人，因图书编辑过程中的原因，一人撤稿，余者十一篇。其中文学、艺术界9人，学术思想界2人。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本版现发表刘晗的书评和刘苏里、哈乐文关于此书的对话。对话评价了书本身的得失，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评价了书中反映的“八十年代人”。
颇为吊诡的是，离人们最近的东西反倒最远，八十年代就是这样。书写八十年代历史，似乎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开拓处女地的事情，而这也正是眼前的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迅速走红的部分原因所在。
访谈录的形式给此书带来了浓重的口述史特征，相比较于八十年代的大红大紫而言，受访人物(诗人、作家、画家、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在时下资本和市场的聚光灯下都已经不是主角了。而所谓访谈，却毋宁说是一种老朋友的聊天(采访者本人也是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访谈中时而是历史记忆，时而是深评浅议，并夹杂着嘻笑怒骂，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如说是一种对谈，以某种怀旧的方式回归八十年代，并且与九十年代以至现在进行对比。进而言之，该书的历史叙述方式也是八十年代的——诉说者是那个年代的“文人”而不是搜索材料的史家，诉说方式是那个年代的海阔天空的聊和侃，而不是符合现在学术规范的正经论文。
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而言，本书会勾起其不远的回忆，而没有经历过的新一代人则定会感到好奇和新奇。这本身也表现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及现在形成了某种断裂。而在这些谈话中，更为明显的断裂则是八十年代与其之前的“文革”的断裂。因此，《八十年代访谈录》可以说是以八十年代为一个断代，试图勾连两个重要的断裂——当然，八十年代展现出的还有更多的断裂。
无论是搞诗歌的北岛，搞小说的阿城、刘索拉，搞文学理论的李陀以及搞美术的陈丹青、栗宪庭，搞电影的林旭东和田壮壮，还是学术界的陈平原和甘阳(这种分科罗列并不是八十年代的风格)，在他们的言谈中，“文革”都是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断层，下放知青偷偷读书以及七十年代末重新进入学校后如饥似渴的读书本身，表明了这代人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求，而也体现了那个年代文化的空白。换言之，中国古典文明已经在晚清和“五四”断掉，而西方文明在“五四”之后虽然一度引入，但共和国建立之后则将向西方的求索限制在某些特定部分(马列)，文革更是在某种意义上割断了文化传承的本身。
因此，也正是在这种空白之后，八十年代面临着如何重建文化和人的内心秩序的问题。而处在抉择的时刻，人类要么回到过去，要么向往未来(两者其实都是为了将来)。而这本身就接续了晚清一直到“五四”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因此，“寻根文学”的出现也就很自然了，用阿城在书中的话说：“中国的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书院”也是试图回归中华文明传统的一种努力。而另一个面向则是“走向未来”(套用那部丛书的名字)，以及试图全面进入西学、大力译介西方典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经历了“文革”的革命政治热情之后，古今中西的问题再次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层面给人以焦虑感和求索心态。
但这种断裂并不意味着“文革”以及之前的历史跟八十年代完全不相干。这些访谈读来读去给人的感觉是，八十年代的人们对国族问题的热情、讨论者超越学科的共通性本身，都带着大量革命时代的遗产，而这跟九十年代的务实精神和学科分化相比起来，显得更为明确。跟九十年代相比较，“八十年代那种集体性，那种骚动，——如果咱们不追究品质，那十年真的很有激情、很疯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爱起来……到了九十年，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的热情，好像消失了。长期政治运动时期的人际关系，——那种紧张，侵略性，人我之间没有界限——终于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逐渐替代”。很显然，批判“文革”、反思“文革”为己任而又为未来立法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革命年代的参与热情和国族意识，有着那种集体性的思考和焦虑、激情和热情。
这种热情在形式上体现为诗歌，体现为浪漫主义。诚如书中北岛所言：“诗歌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诗歌带动了一个民族的巨大变化。”换言之，一个民族到了重新寻找方向的时候，诗歌总是先导性的，它一方面呼唤自身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呼唤他者所指引的未来。而且，在八十年代活跃的知识分子在知识接受本身上，也带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痕迹，比如陈平原说道：“对于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来说，同是十九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不如浪漫主义文学激动人心。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情怀，说实在的，很对七七、七八级大学生的胃口。”
此外，八十年代的古今中西讨论之所以以“文化热”的方式表现出来，也与这种传统大有关系。陈平原分析道，“‘文化’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有学科的人都能参与对话；也正如此，‘文化寻根’可以一转眼就变成了‘政治批判’。‘文化热’作为契机，或者终结，让所有学科的学者，都能够站出来，表达他的社会关怀。”换言之，正是这样一个概念承继了根本性的方向探讨(在中西古今的问题上试图再次决断)，大家才需要再进行“大讨论”，不同领域的人们才在共同的题域下相互交流和探讨、争论和诘难。因为“我们从来没把西方弄清楚，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从来没有弄清楚。所有八十年代的人都背着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遗产，浑身上下都是官养文化的遗传基因”(陈丹青语)。正因为这样，“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有共同关心的话题，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强调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文风和学风”(陈平原语)。
可以说，在与九十年代的比较当中(这也是本书的主线之一)，八十年代某种程度上承继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国民气质和讨论形式，而不过是将其中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充实了而已。内容方面的选项，从回归传统到全盘西化(进一步批判传统)，实际上正等待着抉择。而在八十年代末这种讨论和参与热情终止之后，九十年代便进行了抉择。抉择大体上终止了大规模的讨论，而由此也产生了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断裂。
并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访谈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已经具有了批判现代性(工业化、技术统治、资本、市场、消费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被指责为没有输入有利于现代化，而是输入了现代性的批评者尼采、海德格尔的甘阳等，以及本身就具有左翼气质，而又在当时叱咤风云的文艺人士。换言之，在中国还没有全面进行资本和市场经济，没有出现此种社会的流弊之时，知识分子和文艺界已经先行开始了批判。李陀说：“寻根文学的某些作品直接把怀疑的矛头指向现代化和现代生活，实际上是中国思考和批判现代性最早的声音，这是很了不起的，可一直没有得到理论界足够的重视。”陈丹青则说：“八十年代有个反动，左翼传统被排斥，可是替代物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理性主义，而仍然是文化激进主义，骨子里仍然是左翼。”换言之，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另一种现代性的时候(六十、七十年代何尝不是一种现代性方案)，对其的批判(批判永远是良性社会的需要)，对这种现代性的反思已经提前出现了。
由此看来，开放、热情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实际上有一种时间的丛集和交错：一方面是再度将中华古典文明唤醒，另一方面呼唤着西方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到来，且呼唤的同时也存在着对这种现代性的批判(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本身，还是从西方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寻根”(回到过去)和“走向未来”的年代，反过来说也是“走向过去”、“回到未来”，而后者的未来，便是所谓“后现代”，对资本、市场和消费主导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批判。而今日，当当初的决断——改革本身出现了争论，古今中西问题再度大规模进入公共讨论空间的时刻，重新看待八十年代的遗产，本身就不是一种猎奇和怀旧，而是不可或缺的对比和参照了。在这个时刻，一如八十年代一样，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以打破时序的交错形态缠裹在一起，扑朔迷离。
(《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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