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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文
虽然胡润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慈善时代”，但它显然没有被公众接受。仍然有媒体在“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并且，“为富不仁”的说法还在广为流传。就在胡润公布2006年中国慈善榜的现场，即有一位女生在提问中表示：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们的“慈善行为”总有那么重的商业味道？
这是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缺少卡耐基式的富豪？他们大都会大言不惭地说，让企业做大，缴税和解决更多人的就业，就是最大的慈善。把企业的牟利行为化约为“为人民服务”，未免低估了人民的智商。慈善家的缺乏，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抑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缺乏“与人为善”的因子？有这种困惑的同志，不妨看看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是一本具有拓荒性质的历史著作。早在1980年代初，夫马进就开始发表关于中国善会善堂史的论文，并将其与中国近代地方自治的研究结合起来。按照他的定义：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据夫马进考证，善会善堂出现于明末清初，那是一个结社的黄金时代。善会善堂一直持续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在大陆彻底消失，只有香港的保良局和澳门的同善堂可以看作是其仍在延续的一部分。
在明末之前，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救济设施，其中最为普及的是养济院。养济院等救济设施之所以不能被称为“善会善堂”，是因为它是一种国家救济场所，由国家而非民间进行经营。由明末的同善会发轫，善会善堂开始在中国各地逐渐建立，夫马进认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从明末乡绅、生员势力的抬头以及以府州县城为核心而形成的乡绅、生员的网络中去寻找原因的所在。善会善堂并非农村型的组织，它们首先诞生在都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都市既是财富也是人的聚集地。
到了清朝，善会善堂得以蓬勃发展。育婴堂、清节堂、放生会、掩骼会、辅元堂等各种堂会，在官府之外，为弱势群体提供着持续的救济。善会善堂活动的资金，多来自各商业行会的捐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善堂的官营化与善举的徭役化趋势开始出现，不过夫马进还是找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上海的同仁辅元堂，他们成功地避开了官营化和徭役化的陷阱，原因是“上海自开埠以后，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夫马进看来，也正是因此，上海的一个普通善堂才成为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出发点。
在研究中国善会善堂史的过程中，夫马进也曾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不过他最终没有将这一观点置于研究的主要地位。“如果采用在中国前近现代中寻找‘公共领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话，最终无疑会与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样，走入死胡同。”夫马进说，“我们在考察善会善堂时完全没有依据所谓的欧洲模式。我们曾经寻找过与此类似的模式，也曾经在日本的前近代史中作过考察。但是，没有找到可以与善会善堂进行对比的结社。中国的善会善堂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世界历史上的救济制度和结社问题时，中国的善会善堂反而可以成为一种参考模式。”
中国的善会善堂的确是世界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虽然曾遭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它400余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那么多热心公益和慈善的乡绅和商贾。在某种程度上，它后期存在的问题，都和当时经济发展不足有关，上海同仁辅元堂的成功例子，也反证了这一点。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无疑较明清民国时期强过太多，但民众包括富商大贾对慈善与公益的热情，却是大大地退步了。很显然，将中国人的慈善冷漠症归之于生产力水平低，过于单薄无力。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也不缺乏“与人为善”的因子。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慈善家和中国传统善会善堂的推动者中，我们通常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宗教情怀。而这正是现代中国最匮乏的基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家们的“慈善行为”多带有浓重的商业味道，其实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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