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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晓原
在我们多年习惯的语境中，“南郭先生”、“滥竽充数”都是贬义的—我们认为，工作队伍中不应该有一个人偷懒。对学者而言，不应该偷懒，难道不是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吗？对学术管理者而言，不让被管理者有机会偷懒，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然而，我的答案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是”字。“什么？难道你认为学者应该偷懒吗？”我仿佛已经听到有人义愤填膺地责问了。在某种意义上，回答可能真的是“应该”。
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不是搬运生铁那样的简单劳动。搬运生铁容易考核而学术研究不易考核；此外，搬运生铁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这种活动(对于搬运工而言)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止，并可以持续进行。但是学术研究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止，持续进行的活动。
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具有特殊性质，古今中外都有关于“文思”、“灵感”等等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特殊性质。“文思”、“灵感”，皆属难以捉摸，可遇不可求之物。这些东西，既不能象生产线上的电源那样，合上开关就来，拉下开关就去，也无法让它们要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
学术研究之类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上述性质，就决定了学者“偷懒”的合理性。
当一个学者灵感缺乏、文思枯竭之时，或者在他两段灵感的间歇期间，他怎么办呢？他抽烟，他冥想，他翻闲书，他听音乐，他找人聊天，他看电影看电视……这一切，在一个生铁搬运工的工作时间内，难道不是偷懒吗？
我以前用过一个保姆，我对她的要求是：在我指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我指定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她休息、玩耍、串门都可以。我还特地在她的房间里安放了电视机。有一天她对我说：我到同乡那里串门去了，她们特别羡慕我！—因为我做完了事情可以随意玩和休息。我说：难道她们不是这样的吗？她说：哪里啊！她们只要一停下来，东家就生气！因为她们的东家认为，我既然雇了你，就等于购买了你的全部劳动力，所以你一刻也不应该闲着(当然正常的睡觉除外，那是“维持再生产”所必须的)。
但我们今天的许多学术管理者，嘴巴上不说，下意识里总是未能将学术研究和生铁搬运或保姆的家务区分开来。今天的学术管理者经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工作量不饱满”—在量化考核中，这是一个重要指标。整天担心教师或研究人员“工作量不饱满”，这不就是在下意识里认为自己作为雇主，应该占有雇员的全部劳动力吗？
现在许多学者自嘲是“打工仔”，有些管理者也真的视学者为打工仔(至少下意识里如此)。其实这是错误的。学术应该是被供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也可以被视为供养的对象。当然，学者受纳税人的供养，应该努力工作，以回报纳税人。但由于学者工作的特殊性质，管理者不能象对待打工仔—况且对他们也同样应该尊重—那样对待学者，不能象考核生铁搬运工那样考核学者。
现在这些无穷无尽的申报、考核、评比、检查等等，或取法乎威逼(量化考核指标)，或取法乎利诱(各种评奖之类)，而归根到底，就是怕学者偷懒。由于假定了所有的学者都必然会偷懒，所以就不惜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来制定规则。这就大错特错了。
也许有人会问，要照你这么说，就应该允许那些南郭先生滥竽充数了？
但是，就像我们不能在“全人类都是罪犯”的假定之下设计我们的法律制度一样，我们也不能在“所有学者都想偷懒”的假定之下设计我们的考核制度。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在合理的制度之下，即使有少数学者得以偷懒，那也只能视为必要的代价。
况且，不让别人偷懒，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可能比允许学者偷懒付出的代价更大。在南郭先生的故事中，是齐王从此听不到合奏，只能听独奏了；而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情况更糟—南郭先生未能赶走，其余乐手的工作却已经普遍被迫短期化、甚至泡沫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应该允许学者偷一会儿懒—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是真的偷懒。
最近邹承鲁院士高度赞扬已故的王选院士对学术环境的论述，王选对于理想的学术研究环境，有12个字的描述，堪称名言：
给足钱，配备人，少考评，不干预。
旨哉斯言！当为今日中国学术管理者三诵之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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