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地面：经济学何为

　　刘晖

　　对照经济学的西方发生史和经济学的中国接受史，会产生一种复调之感：由于问题意识的不同，许多对于西方甚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可能被忽略，而一些貌似自明的问题又在新的语境中“复活”，由此构成了复杂的知识地层。

　　阿尔钦的价格理论对当年的物价改革有影响吗？从赶超战略变为比较优势战略，大卫·李嘉图的学说重要吗？人们应如何评估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观点？产权制度到底怎样影响了国企改革？更具体一点，为什么公众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耳熟能详，但对《道德情操论》却知之甚少？这些历史光谱的变动，可以窥见一个国家转型时，是怎样调动和运用知识资源的。

　　对于这种现象，与其用“接受就是误读”来解释，还不如把问题回归到基本。前些时候持续不断地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争论，固然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现实利益各方的反弹，但是也让人追问“经济学为何”和“经济学何为”这两个根本问题。

　　“人之像于时代，甚于像于父亲。”经济学史一般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为滥觞，但问题就随之而来，为什么是18世纪催生了经济学这门“学科”，而后，这门“学科”又是怎样演变成“科学”的呢？

　　回到历史现场，经济学其实是作为道德哲学分支开始的。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一年后，改教伦理学，1759年，他有关道德的讲稿《道德情操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几乎就在同时，爱尔维修那部对“重农主义”产生深刻影响的《论精神》发表，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它提出：带来快乐即为善，造成痛苦即为恶。在争论中，包括休谟、哈奇森(斯密的导师)都卷入其中。

　　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个主张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的“经济人”成为基本假设。第一位重农主义者魁奈在《经济表》中称：“用最小的公共代价获取最大量的快乐，乃是最完美的经济行为。”罗兰·斯特龙伯格在其《西方现代思想史》中称，古希腊人重智慧轻幸福，古罗马人重权力，中世纪人推崇圣洁，谁也无意把现世成功作为理想。但经过了17世纪的理性世纪，到了18世纪的启蒙年代，经济学开始有了进入之门。用伏尔泰的话说，1760年前后，大家都厌倦了戏剧和警句妙语，而开始大谈小麦。

　　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其实想说明，中国的改革经历了同样的考问。清理“地面”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日后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欲望与道德之辩、计划与市场之争、政府与市场之界等等。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要破题的是“经济人”和“理性人”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任何推动改革的人士，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人从“单位人”、“社会人”、“道德人”的禁忌中“营救”出来。

　　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时，主政者搁置“大生产”与“小生产”之争，而是直接把经济理性和部分权利让渡过农民，无疑是明智之举，这既是对危机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民间创造的主动回应，更是对经济学基本前提和假设的确认。回顾当时的争论，很难说有什么经典学术文献，但是对这种前提的承认，却非常重要。不然，后面一系列变革就根本无法产生。

　　因此，在《五十位经济学家》这本书中，不以“经济学之父”斯密开篇，而是以“史前史”的方式进入，看似越矩，但对于深谙中国问题意识的人来讲，却容易心领神会。比如该书在谈到约翰·洛克的时候就直言，洛克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作为一名哲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他首次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有限参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洛克的“私有权”理论力图证明：当人们可以通过劳动不断积累财产时，他们会更具有生产积极性。而在论述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时，洛克认为“个人愿意将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是因为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也许，正是有了这些铺垫，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才能汇合，有了看不见的道德信任基础，才有了“看不见的手”的深刻推动。“单个的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自身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可以说，斯密这部开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全面探讨了当时的各种经济现象，并确立了论述经济学“科学”的基本模式。它与《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构成了那个世纪的“地面”。而这些前提，仍然是转型中国所不能搁置之问。

　　其实，虽然被视为放任经济的信徒，但斯密并非真的反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所有作为。在他看来，政府具有防止形成垄断、保障竞争环境的作用，而只有政府才能保护整个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供应公共产品。问题再推进一步，就是市场失灵时，政府会不会也存在失灵，那种“市场失灵政府补，政府失灵政府补”的认识会不会是一种幻象。这些问题由斯密开启，经由凯恩斯，而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更是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

　　分析前些年关于斯密的研究，会发现由于需要改变当时“计划经济”的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学界普遍采用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策略，讲“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多，而讲“人们怎样具备辨别是非的道德观念”的少。讲“看不见的手”多，而讲“市场中的信任基础”的少。“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在当时固然有合理之处，但是现在必须认识到，由于缺乏相关的宗教背景，这一维度的缺失到现在显得相当严重，让人反思“增长的悖论”。

　　对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内在的联系和重要性，阿马蒂亚·森有过深刻的论述，这位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直推动“以自由看待发展”，并由此拓宽了“人类福利”的概念——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而且包含权利的扩展，只有自由的疆界得到延伸，发展才能得以成立。

　　同样，森对经济学的“地面清理”贡献很大。他对“经济人”前提阐述让人有洞见之感，森反对将“帕累托最优”作为经济福利的标准，他认为，如果人们确实完全按理性假设行动，那他们都将变成“理性的傻瓜”，结果可以符合帕累托最优理论的，但往往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说，既然只有减少富人的收入及其效用才能改善某种状态，那么少数人非常富有而多数人挨饿的情形也应该是帕累托最优的。对于歧穷仇富争论不休的当代中国，森的言论应该是一服解毒剂。

　　虽然本文着重探讨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清理地面”的，但这本书实际上更像一本简明的经济学家评传。这份起于托马斯·孟终于加里·贝克尔的名单，肯定会遭到不少质疑。为什么罗伯特·欧文会在上面？这是份政治哲学的名单，还是经济学的圈地？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韦伯不在上面，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学家？这也许是每个排行榜的命运。和《五十位经济学》相类似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的作者沙克尔顿说，这种排名就像把他们组成一个球队，每个人穿着不同颜色和样式的古怪

球衣。

　　这本书没有太多“影响的焦虑”，也缺乏弑父的紧张，但无疑有对话和回应。拓展公共空间和建构凝聚社会的共识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也许人们有必要重新回味凯恩斯的一句话，“这只是观点，而不是既得利益，而后者无论对真理和谬误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