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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朱荣林
计划模式走向市场模式的经济转型时期，与模式相联系的制度、理念和文化均在发生激烈的变迁，其中尤以伦理文化和契约文化冲撞与融合的态势为最。长期以来，我国以伦理文化为基础，运用社会道德的教化和宗法力量而非成文典章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一旦步入市场经济社会，原有的约束力量必然淡化，非道德现象便犹如脱缰之马。于是，社会主
义荣辱观面临严峻的挑战，物本主义发展模式正在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未来的关系，从公共道德的平台引向“边际道德”的轨道。其价值取向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量，而是以个体的收益为基准，其结局必然是道德迷失，荣辱不辨。
首先看一看市场竞争之中的国家观。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一切竞争行为的终点。爱国与害国，仅一字之差，其天壤之别取决于行为主体的国家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国门去拓展市场。但是，企业之间不顾民族利益的同胞相残的“价格战”频繁发生。继我国摩托车、肉鸡、柴油机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战”之后，我国两家科技型公司分别通过与印度当地合作伙伴关系，在共同参与一个网络项目的争夺战中，不惜损害对方在印度的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当日本企业看到东南亚对计算机的需求出现扩张势头时，便有分工地去拓展市场：NEC公司主攻泰国市场，挤占了80%的IBM市场份额；日立公司和NEC公司合力进军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市场；富士通公司则单兵独进菲律宾市场，使企业各得其所，民族利益得到维护。按理，我们这两家具有市场专业眼光的大公司，明知国际电信市场正处于成长期，发财的机会将接踵而至，犯不着如此急迫地火拼。个中原因，还是荣辱观的迷茫所致。海外市场上的“同室操戈”，是国内市场上“同根相煎”的延伸。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工程驱动，往往不惜采取低价供给资源的办法展开争夺外资项目，其损失通过地方财政向纳税人转嫁。又由于缺失必要的监控手段，不仅使外商通过其全球供应链关系向海外转移利润，而且以其优势逐步挤压我国企业的发展空间。面对此状，不少地方政府竟“以德报怨”，给予外商“零地价、免税收、保回报”的待遇，模糊了投资与举债的界限。
其次再看一看财富积累中的道德观。我国古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说，阐明了合法致富光荣，非法致富耻辱之理。当前，我国合法致富面临三道考验：一是诚信之道。进入21世纪，缺失诚信的制假行为已成我国顽症。发达国家的企业间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约0.25%-0.5%，而我国则高达5%以上。随着社会交换关系的复杂化和市场关系的扩大化，诚信已经成为维系交换关系和市场秩序的一种资源。一旦诚信缺失，社会稀缺资源的高效配置将无法实现；二是生态之道。我国目前污染密集型行业规模相当，其中钢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5%，煤炭产量为31%，水泥产量为40%以上，相当于美国的8倍。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必然结果是污染高排放，其代价是国人健康水平受到影响；三是“阳光”之道。非“阳光”致富手段除寻租敛财、卖官取财、逃税聚财之外，新近的一种手法是以外逃资本充当“外资”，通过“返程投资”骗取境内中国企业的未来收益。这种所谓的“外资”受到部分地方政府的青睐，并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其最终风险将导致我国资本项目管制失灵，国际收支严重失衡。
第三看一看经济扩张之中的节约观。节约型社会的重点在于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其中尤以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为最。其紧迫性从一组数据中便可窥其一斑：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严重缺水的国家；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每年流失量近1000万亩；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专家预测，50年后除煤炭之外我国几乎所有的矿产资源都将严重短缺。但是，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现象依然并存。目前，内地建设用地产出率普遍只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万元／公顷，而香港高达6.91亿元／公顷。专家们认为，节约型社会既要提高资源效率，即集约利用；又要降低国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即节省资源。与之相对应，要杜绝政府浪费和制度性浪费。前者是指一种“挥霍性”建设项目。一位美国学者曾以北京某传媒大楼为例，批评其投资规模与功能要求严重背离，认为投资规模概算是实际投资需求的10倍。制度性浪费是指城市建设缺失科学规划而导致建设性的破坏，往往是建了又拆。除规划因素外，有人可以从浪费中获利。这种不义之利，显然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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