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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美术馆举行的俄罗斯画展就像一场美梦，令人难以置信，可以成为未来几年里全球各国文化艺术展览秀的展品质量标准。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展虽然在展品上略逊一筹，但是其展馆设计也会对北京今后的博物馆展览有所启发。
大约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博物馆建设的高峰期。在博物馆最多的北京，政府将在2008年之前投入巨资，兴建30座大型博物馆，使北京地区的博物馆达到150座，这
是继1950年代“十大建筑”之后，北京出现的第二次博物馆的建设热潮。而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建的博物馆更是出人意料，有的千奇百怪。对一个正在令人晕眩的速度中寻求自我身份的国家来说，这些博物馆提供了零散的界碑，在彝族人的起源、中国机械制造的历史、成千上万堆积在一起的匾额、石雕、玉雕和紫檀之间，通向历史原貌的道路尚未真正成形，然而博物馆所造就的对知识的尊敬和些许恐慌，却是非常有益。在全国2000多个博物馆中，每年不过一亿多的游客驻足，是全国人口的十三分之一。而在美国，博物馆本地客年流量是6亿多人，是其全国人口的3倍。和书籍购买，和阅读量一样，这些比较隐蔽的数字才是一个国家创造力的衡量标准，因为失忆者是不会有创造力的。
但是，在一个热衷于堆积的时代，人们开始重新讨论博物馆的功用和形态，因为历史是无穷尽的，而资源是有限的。博物馆，在最早的希腊词源中是mouseion，意思是“缪斯的座椅”。起初，博物馆原本是哲学学院或者供人沉思的地方，到了古罗马时期，拉丁语的museum就变成了仅仅供哲学讨论的地方。此后，仅为知识和政治精英所用的博物馆历经种种变化，成为“用来获得、保存、研究、展出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教育性解释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的建筑物”。事实上，许多博物馆已经无法激发任何讨论了。
宽泛的现代博物馆体现的是博物馆在过去100来年里的民主化过程，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参观乃至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我国天津、长沙等地已逐步开始鼓励兴建私人博物馆。我国新出台的《文物法》就为这种可能性铺平了道路，因为仅以一国政府之力，庞大的博物馆建设始终是吃力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而且，仅仅来自政府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为什么如今我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会经常觉得有点恼火？”——在3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小说家和记者James Delingpole发表了他的一篇获2005年“Charles Douglas家族纪念基金奖”的文章，文章回答的是基金会提出的一个问题：“博物馆何用？”这个问题困扰人们已久。
在一个全球财富急剧增长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各学科学者们都开始关注博物馆的问题——收集和呈现的政策和政治，博物馆的历史以及展览会的本质和功用。对学者们尤其是艺术史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关注重点从分析的方法论和肖像学，转向对艺术品的所有权、制造和批判性接受等问题的关注。为了质询物件在社会中的作用，艺术史学者已经开始考察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品一朝离开画室，在空间和时间中巡游时产生的多重意义。自1683年英国Ashmolean博物馆向牛津大学学生第一次开放以来，博物馆那种“与国家和教堂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一次遭遇挑战——虽然国家和教堂的地位早已被无数次地重新定义，而博物馆依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安然不动，甚至自我繁殖，就像威尔士诗人Dylan Thomas在故乡一座褪色的衰败博物馆中感叹的那样：“这个博物馆应该进博物馆了！”
在那些反省博物馆功用的学者们看来，第一要务不再是急于考证作者和艺术品的真假，而是质疑“意义”的固定本质。事实上，外在环境和历史条件能够造就对一件作品的不同解读，因此不断改变作品的本质和作用。只有在考虑到这一点时，博物馆，这个缪斯的座椅，才能真正让缪斯在这个座椅上安坐百年，为一代代人提供灵感。问题多如牛毛，首先就是博物馆自身的动力和能力问题。在我国现有馆藏1200万件文物中，真正展出的也很少。南京博物院藏品有41万件，而常年展出的仅有5 千件，不足1.25%；故宫博物院有藏品近百万件，但常年展出与观众见面的不足一万件。这里面既有体制的作用，也有博物馆自身旧习的作用。没有变革动力的博物馆很容易变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神秘庞然大物，腹中积蓄千年不化的食物，在城市中心呼呼大睡，落满沙尘。
是的，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必须收藏的；什么可以放弃(我们毕竟不可能储藏所有的历史，就像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所描述的和帝国一样大的地图一样，对当下时代的完全复制会把当下时代完全覆盖)；应该以什么方式向不同时代的人们呈现同样的作品(尤其在数据时代提供了穿越空间和改变艺术品形态的可能性时)；如何让博物馆保持生命力，保持每个时代人们呼吸的声音，而不是随同死者一起变冷……
但是，在考虑这种种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白，种种反思不应该让我们堕入镀金时代的习惯性功利思维，而只是为了增加博物馆的活力。毕竟，博物馆是超越任何时代的功利标准的。就像James Delingpole所说的那样，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他发现：“问题不在于回答对博物馆工业的那些质疑，问题在于质疑本身。提出质疑的行为本身，意味着你假设博物馆的存在合法性必须由其实用价值来证明；它意味着，文化是可以被度量的；意味着博物馆可以屈服于成本效益分析；意味着它应该被国家(如果按照当下的政治理念)认可。但是博物馆是超越所有这些胡说八道的。至少它们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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