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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钢铁大王、著名的慈善家卡耐基曾经说过，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件很耻辱的事情，而慈善能够改变人的面貌。比尔。盖茨就是被慈善改变面貌的一个典型。
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追求，本来是与慈善捐助十分贴切的一个理念，但已经作了两届中国慈善榜的胡润却始终认为，寻找中国的卡耐基仍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通常人们认为，最富的人应该是捐赠最多的人，但以往的经验表明，中国有很多富人，但没有几个可以堪称“慈善家”的富人。而更为可悲的是，个别本应代表社会良知的媒体同仁，不去对公民的慈善精神褒而扬之，反而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公布之后，去对慈善者的真金白银左质右疑。这仅仅是对慈善事业国际规则的所知了了吗？还是有意“跑题”，拿名人开涮以换得一些眼球？至少，我们从某位所谓“资深报人”的文章中，读出了一股酸溜溜的仇富心态。
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的慈善捐款额度在GDP中的占比，还不到万分之二，而发达国家一般是我们的100倍。可见，中国太需要像余彭年、杨澜、黄如论等诸多名士，去引领中国的慈善事业。这或许不仅仅是为了一些慈善的捐助、扶弱济困，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能把国外成熟的慈善事业运营方式，牵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媒体应当为慈善事业做些什么？在我们看来，至少不应让行善者如履薄冰，让后来者畏而不前。
其实，这里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国人深思——为什么中国的慈善事业如此落后？是什么妨碍了国人的慈善之心？
或许让我们去看看“希望工程”的困境就不难发现根源。在中国现有的慈善体制下，“希望工程”所获捐款绝不可以用于投资，它们所得捐赠，都是认捐者和被捐者之间一一对应的即时捐助，而“希望工程”组织自身的办公开销，只能通过账户上短暂停留现金的利息支付。这笔钱能有多少？就算每天其账户上能有1亿元的现金，按当下大额存款的利率，一年下来也不过300多万元的收入，如何支持庞大的机构运作？
实际上，类似“希望工程”这样的经营方式，目前在国外，只有那些广泛接纳社会小额捐助的开放型慈善基金才适用，而大额的、以社会名人自办的封闭性慈善基金早已变成了经营机构，与一般经营机构不同的是，慈善基金的收益将按规定投入到特定的慈善事业，受益人是社会而不是个人。
所以，在评价或质疑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应当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显然是我们媒体人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但愿，小小的一场“风波”不至于使胡润“2007年中国慈善榜”搁浅。也但愿中国刚刚开始的慈善事业茁壮成长。(艾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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