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新浪首页 > 财经纵横 > 评论 > 正文
 

都是人间城郭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4月13日 15:59 《新青年·权衡》杂志

  文/梁捷

  文章导读:

  功能权衡、利益角逐、理念论争下产生的城市规划,影响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作用于居民的生存状态,而这些反过来又注定了城市的生与死。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罕见,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与此同时,大城市又成了来自城乡的迁移大军的最终目的地。

  围绕着城市规划的争吵由来已久,近年尤为激烈。在争吵中,一座座旧城消失了,一片片新地诞生了。是遗憾还是功绩?

  中国大城市的历史,至少可以从唐代算起。根据《长安志》的记录,唐代长安“共有户三十万”,仅长安郭城以内长安、万年二县就有八万余户。当时户这一级单位包含的人数远较现在为多,按每户十人计,加上常驻兵十万人,官府僧道等十万人,总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人口毛密度约为120人/公顷。当时的欧洲城市人口远不能与之相比。伦敦经济起飞时,人口不超过10万,已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了。

  后来古典经济学宗师斯密就已看到,大规模人口集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因为只有人口集聚,才可能进一步劳动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这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人口集聚必须要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才可能不断扩大生产。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来说,君主在人口管理方面颇有经验,会通过城市建筑设计和制度设计来限制人员活动,而不会放任市场交易自由地扩展。故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随着唐代城市人口集聚而产生很大进步。

  西城东郭

  中国很早就出现城市的组织形式。可先秦城市主要还是天子和诸侯们居住和统治全国的中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是为君王贵族服务,商业根本没有充分发展。因而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按照传统文化,城市规划往往遵循“西城东郭”这样的原则。《周易·蹇》中就有“利西南,不利东北”这样的语句。即西部一般筑封闭式的“城”,城中有君主居住的“宫”。城里主要是为君主和贵族服务的普通居民,也慢慢产生了固定的交易地点――“市”。而城的东边一般是半开放的“郭”,“郭”的面积比“城”更大,一般驻扎防御士兵。这些士兵一方面可以防御外来的侵略,一方面也可以迅速镇压城里居民的叛乱。

  “西城东郭”的建筑形式到了汉代逐渐被固定下来,“宫”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成为整个城市的核心。与此同时,“市”在城市中的位置也被固定下来,一般是“东西两市”。从一些汉墓中的砖块图案可以看出,“市”的四周都有高大围墙,“市”中有十字型通道。在十字型通道的交叉口,筑有最早的高层建筑之一“旗亭”。“旗亭”可能高达五层,是“市长”呆的地方,不仅协调“市”内的公平交易,还可以登高远眺,捕盗抓贼。

  内城外郭

  这是唐以前大城市的大致结构。到了唐代,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唐代都城长安是隋文帝杨坚改建的。《长安志》说,“自两汉以后,都城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帝新意也。”就这样,隋代第一次形成了“宫城——皇城——郭城”的三级结构,宫城建在皇城北面,位于整个城市的北端,坐北朝南,东西对称。而郭城内部结构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规则地划分成长方形的“坊”。在郭城的东西两侧保留了传统的“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

  我们先从城市结构来看。长安城突破了过去“西城东郭”的结构,而改为“内城外郭”的嵌套形式。宫城的位置也由原来的城市西部移到了北部。这不仅是地理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反应了礼仪上的对应变化,从尊崇西方变成了尊崇北方。

  更重要的是长安首次采用了全面规划的“坊制”。整个城市除了北部宫城,皇城占去的土地,其他地方都被规则地划分为“坊”。每个“坊”的四周都有高大坊墙。根据考古资料结果,挖出来的坊墙墙基宽三米,可以想见它的高度和厚实。大的坊开东,南,西,北四扇坊门,由于私人不许在坊墙上开门,所以出入必须由坊门出入。夜间关闭坊门以后,整个坊就是封闭的。

  “东西两市”的建筑结构也与之类似。四周有厚实围墙,必须从四门出入。而且“市”内按照“行”来分类设摊位,同一“行”的必须归拢在一起。根据记载,东市有肉行,铁行等,西市则有麸行,绢行,大衣行,秤行,药行等,分工有序。

  坊与坊之间就是街了。南北方向的十一条大街是城里的主干道,笔直宽阔。特别是居中的一条大街,由于正对皇城南面的朱雀门,所以称为朱雀大街,是长安城里最宽的街道。考古发掘表明,朱雀大街宽达150余米,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壮观。朱雀大街旁边的几条大街也都有百余米宽,街边都是坊墙,不会有侵占街道的现象发生,所以马车交通十分顺畅。今日西安也有朱雀大街,但已远不能和长安时的情景相提并论了。

  我们再来看看长安城的管理制度。首先一点是“禁夜”。唐代规定,无论都城还是普通城市,坊门都必须在早晚按时关闭。对于都城来说,一般以击鼓六百下为号,然后由骑卒在街道上大声传呼,最后坊门关闭。在贞观十年,整个城市改为击鼓为号,由承天门最先击鼓传号,其他街道听到鼓声就接着击鼓。《新唐书》中有记载,“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 ;“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挞辨色而止。”

  坊门关闭以后,街道上不许再有行人,否则就是“犯夜”,按律要鞭笞二十下。只有病人,办婚事丧事等的人可以取得县或者坊的文牒,晚上才可以在街上行走。这种制度直到唐代后期仍然被严格执行。

  城门封闭,再加上坊门封闭,这种严格的制度保障了城里的治安,却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继续发展。而中央对“市”的管理比起“坊”要来得更加严格。《唐会要》和《册府元龟》里都有记载,“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 小时40 分)击钲三百下散。”居民能在“市”内进行交易的时间,仅仅局限在下午很短一段时间里。

  还有一条重要的管理制度是“不得起楼”。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80年)六月一日敕:“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毁拆,至九月二十日,京兆尹严郢奏:坊市邸店旧楼请不毁,从之。”

  坊内不许进行交易,也不能有酒楼或者客栈,而且城门坊门每日都要关闭,这样外来经商就极为不便。再加上政府干预“市”,从设摊位置到商品价格都由政府统一指定,灾荒时政府还会出面赈灾,商人们几乎没有自主交易的能力。夜市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市”门早早关闭,连坊门都是关闭的。所以尽管唐代不时有一些违背规章制度的边缘化商业行为出现,但长安城的整体结构就使得这一套管理制度的实施不可动摇。唐代也没有出现纸币,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

  皇城——里城——外城

  到了唐末,长安城付之一炬。唐代最大的城市长安城死了。宋代的都城东京汴梁则又基于不同的理念而兴建。那是一座与前代很不同的大城市。无论是都城构造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在宋代都有了又一次的大转折。

  东京是在五代时期重建的。周世宗下令,“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师四面别筑罗城”。至于城市内部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安排是“先立标识,候将来冬末春初……修筑。” 具体来看,“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宅并草市,并须立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宫中划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所以初始时规划就不那么严格,只是一个大致的计划,给予百姓很大的自由,发展到后来自然更是完全无法做到像长安城那样整齐划一,用封闭式的“坊”来进行管理了。

  而且,一般都认为北宋国力贫弱。中央集权亦是中央缺乏唐代贵族政权那样强有力统治的一个标志。反应在城市规划里,就是东京汴梁的宫城不再是像长安那样位于城市最北部,而是迁移到城市的中心。整个城市由里向外分别是皇城——里城——外城,每一城都有高大城墙和护城河。这种建筑模式对后来的金代中都,元代大都以及明清都城建设都有极大的影响。

  城里一开始也划分成几十个坊,设有坊墙。同时也有“东西两市”。禁夜,街鼓,禁沿街开门,禁坊内起楼等等管理措施也都因袭唐代。但是这些制度都没能维持很久,从文献上可以分析,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坊墙就几乎全被推倒了,封闭式的管理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推倒坊墙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五代时期城里就出现了著名的“十三间楼子”,这是由皇帝批准的商用楼房。位置在主干河道汴河边,远离东西两市。有了这样一个榜样,只准“市”内起楼,不准坊内起楼的禁令也就难以贯彻了。

  同时,沿街开门,居民拓展居住空间的行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屡禁不止,到最后只能默认居民自由开门,只做一些维持街道交通顺畅必要的工作。一但沿街开门,这就打破坊内和坊外的严格界限,坊墙也就名存实亡了。

  坊制突破以后,“市”制也受到极大的挑战。东京的水利运输极为便利,就在沿河一带兴起了很多临时的集市。这种临时的行市占据交通便利,交易自由的好处,远比在固定时间去“东西两市”交易来得方便。后来甚至演化到在桥上固定交易,称为“市桥”。到了北宋中期,官府已默认这种“行市”,并从中抽税,“须就官地为市交易”。甚至有时候官府为与商人争利,自己也在沿河沿桥一带设立果子行、面行、肉行等商铺。这样,“东西两市”的生意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变成了杀人行刑的场所,后来索性就改回成居民区了。

  随着坊制的突破,“禁夜”制度自然也就推行不下去了。于是,“夜市”也在北宋时逐渐兴起,到了南宋临安更是盛极一时。东京“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这些地区,“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

  整个城市的城市规划,作息时间,交易频率,交易水平都相互作用,纽结在一起,发生了转变。北宋的东京获得了勃勃生机。东京的人口比长安更多,迁入东京的客商也远较唐时长安为多。城市的重心由过去封闭的坊,拓展到街块与街块之间的街道。空间上来看,由于建楼许可的放开,城市的空间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用。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分布在街道、街区每一个角落。而这一切,几乎都是自发的,不可逆的。皇帝和一些官员曾试图“恢复旧制”,但终因无法执行而不了了之。

  上个世纪,随着城市规划和建筑理论的发展,现代主义逐渐成为建筑学的主流。一些著名学者(如勒·柯布西耶)提出弱化街道的作用,突出作为居民住宅使用的街块作用,正好是要把城市结构从宋代东京那种开放式的杂乱结构改回到唐代长安那种封闭式严格规划的结构。回顾一下我国唐代至宋代大城市建筑和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对思考这个问题是颇有益处的。

  梁捷 青年学者


发表评论

爱问(iAsk.com)


评论】【谈股论金】【收藏此页】【股票时时看】【 】【多种方式看新闻】【打印】【关闭


新浪网财经纵横网友意见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174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