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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诗成
4月3日，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在某报发表文章，称“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该文被转帖上网后，引起一场关于“网络言论能否左右国家政策”的话题激辩。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决策者只有最大限度地了解民意，才能准确决策。但传统的路径比较单一，要么由下面层层递报，要么上级“微服私访”，要么派专员遍访，要么群众无奈上访——“1对1”线条式的民意聚集系统，所能真正折现的民意大大有限。当一国人数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大之时，决策者无论如何刻意感知民意，常显出力不能逮。
在传媒时代，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改变了“1对1”格局，进入了“1对多”的图景，大大改善了民主治理的水平。但传媒资源就那么多，能够有资格、有条件发布信息的人与量都非常有限。
正因如此，当网络作为民意聚合新平台的角色出现后，大大鼓舞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据统计，当前中国有1亿多网民，而网络的交互性特点，使得每个网民真正具有了“传播资源面前人人平等”、“想说就能说”的能力。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公开平台上发出了声音。
当然，网络背后鱼目混珠，信息混杂，有草根，也有精英，网民素质良莠不齐。樊纲先生的话也没有错：农民、农民工中的很多人都不能上网，网民反映的只是一些声音。但1亿多人有了自己说话的平台，农民、农民工只要想说话，通过某种途径到网上发出声音的门槛也大大降低，这从历史的高度来看，绝对是大大的进步。
学者的理性未必能够代替现实的认知。温家宝总理连续两年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网民的呼声。最近一期的《半月谈》上有文章说，除了高层领导亲自上网了解民意外，中央和国务院设有专门机构，每天从网上搜集重要信息供领导人参考，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内参”，几年来，网民言论也渐趋理性，新近各大网站都发出文明办网的呼声，中国的网络治理正向文明的方向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网络民意的代表性不足，但这应该通过发展经济、壮大网络队伍等方式来解决，绝对不是靠扼杀网意为代价。目前来看，中国网意的力量不是太大，而是还远远不够。政府决策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听取网民意见只是多了一个“兼听”渠道，并不代表“偏信”的真实发生。
当然，樊纲先生作为知名学者，不会不知道他的言论将会带来的骂名，但还是要向政府进言，打预防针，表现出一名学者的勇气。既然网络给了网民一个自由发表信息的空间，我们亦应当给樊纲先生提出“左右论高见”的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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