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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文
前些年出版的《郑振铎全集》虽号称全集，不过收入其中的日记却不全，1949年后的日记全部都没有收入，这次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将目前能找到的郑振铎日记几乎一网打尽。在初次公开面世的这些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应数1957年的日记，不光是记得最全，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身居文化部副部长高位的
郑振铎详细记下了他的行止、心态。
对于毛泽东1957年初关于百家争鸣的讲话，郑振铎曾由衷地感到兴奋。这年2月16日钱俊瑞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他在日记中说：“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十天后，2月26日下午三点，他有机会到怀仁堂亲聆毛泽东的报告：“凡十一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说得更多些。是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到政协礼堂，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3月1日，他到怀仁堂，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黄琪翔等十多人发言，“皆拥护毛主席的报告”。他的态度也不例外，认为毛泽东的总结性说明，“详实而明确”。几天后，3月7日，他连做梦都梦见与毛泽东同游北海，“甚奇”。3月12日到怀仁堂参加宣传会议，听毛讲话，“至为透彻明畅”。
他的佩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个给人，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许多幻觉和希望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一如费孝通那篇关于早春天气的名文中所写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 5月18日，郑振铎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6月1日，又是文学所的座谈会，为了免于冷场，他自己也说了不少话。直到5月17日，他在日记中说，和张奚若、罗隆基等“谈得很起劲”。6月16日，他还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到北京饭店吃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没过多久，张、罗、宋他们都被打入了另册，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昔日同伴的检讨与揭发，检讨者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唾面自干，揭发者大义凛然等场景，虽笔墨不多，足以成为珍贵史料。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他所处的地位，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些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月4日，他参加政协江苏组座谈会，听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的检讨，“均不深刻”，而许立群的分析，他认为“甚为中肯”。7月13日，他到怀仁堂参加人代会，储安平、费孝通、黄琪翔等作检讨，“黄至声泪俱下”，几个月前，同一地方，发言拥护毛的人中就有黄在内，转眼竟被出局了，难怪黄要声泪俱下。7月15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代会上“也都做了书面的认罪发言”。6日，他参加科学院反右派斗争会，“这个会，主要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他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对“丁、陈反党联盟”展开大辩论，“方纪揭发了陈企霞的反党活动。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两小时，尚不深刻”。自这一天起，他没完没了地参加批判揭发丁、陈的会议。
7月31日，文联大楼又是对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1日，作协扩大会议，“柳溪、艾青、唐达成作检讨。柳、艾均哭了”。8月2日，他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陈涌是一老党员，文艺理论家，乃亦加入反党集团，实缘其有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也”。8月3日上午参加国画界反右派大会，下午还是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还是丁、陈的辩论会，“冯雪峰的检讨，讲到他反党的根源时，以为系长期单干，没过集体生活，没有好好地受党的教育的结果，颇为动听。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少[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交[叫]其老实交代”。8月6日，他参加丁、陈错误的讨论会，发言的有田间、李又然、林默涵等，“默涵同志揭发丁玲过去的错误，甚为深刻”。8月8日，丁、陈错误的讨论会，“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
8月9日，他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陈的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
8月13日，丁、陈错误问题的座谈会，邵荃麟、蒋天佐、钱俊瑞等发言，“邵、钱均坚持党的原则性，以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及社会主义不相容。极为精辟透彻”。越到后面，批判揭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牵扯出来的人越多，冯雪峰、李又然……8月4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说话的人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楼]适夷当场大哭”。8月15日文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发了言，冯雪峰的发言，“大家实在不耐烦去听，吞吞吐吐，不尽不实”。“何其芳的发言，分析并批判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和胡风共鸣的言论，甚为深刻”。8月20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袁水拍同志以理论驳斥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郭小川同志以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雪峰和胡风集团及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8月23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胡海珠对萧三提了问题；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
8月18日，又是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今天揭发了罗烽、白朗和艾青的许多腐朽的及反党的行动”。8月31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有杨朔、萧三、臧克家(书面)等发言。罗烽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因为9月3日出国，郑振铎关于反右派会议的记载到此告一段落，不过仅此已足够触目惊心了。等到他12月2日才回来，批判、揭发已落幕，反右运动进入了另一阶段，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决定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读到他当年的日记，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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