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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福东/文 关注红学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曹寅这个人物。一般认为，他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曹雪芹实际上是曹寅的弟弟的孙子。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1960年代研究和写作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时，做了这样一个结论：曹雪芹生于1715年，他是曹颙的儿子，不过出生在父亲去世之后。因为曹颙是曹寅的儿子，所以曹雪芹是曹寅的直系孙子。
20年后，史景迁对自己的推测变得不再那么自信。1984年，张书才等人利用北京新发现的档案，来说明曹颙身份的复杂性。那份档案让很多红学家晕倒在地。问题的确变得更复杂了，即便我们同意曹雪芹是曹颙的儿子，我们也不得不对曹颙到底是谁的亲生子产生怀疑。
这只是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出版于1966年的《曹寅和康熙》或许有诸多疏漏，毕竟在那之后有更多的文献被发现。曹雪芹到底是不是曹寅的“直系”孙子其实并不十分重要，图伯特(Preston Torbert)等人此后关于清朝包衣组织、内务府财务等方面的研究，如果能够提早面世，史氏对康熙与曹寅间关系的描述无疑将更加丰满。史景迁也在这本书再版时说，“应当承认，对新学术进展的丰富和重要性必须持有敬意，如果我今天来写这样一本书，它会非常不同。”
不过，我们不能太苛求1960年代还在求学的史景迁。正如他自己所说，虽然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以及曹家的了解大大扩展了，但并不能改变他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那些基本预设：曹寅和康熙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它基于他们两人少年时代的接触，基于曹家的包衣身份，基于皇家的保母不少选自与曹家有关的家庭；要理解曹寅仕途如何展开，理解密折体制何以发展成为皇帝个人获得秘密情报的渠道，这一特殊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曹寅是一个包衣。“包衣”是满语，他最初指私人家庭中的奴隶，具有世袭性。曹寅的曾祖父可能被满族征服者俘获，总之成为了正白旗中的包衣。在八旗之中，上三旗包衣的后代成了皇室的家奴，下五旗包衣的后代成为亲王的家奴。鉴于明末宦官擅权的危害，清朝开国时即采取措施消减太监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包衣开始登上历史的权力舞台。明代由太监来完成的很多秘密或有利可图的任务，开始由包衣来执行。曹寅家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兴起的。
曹寅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进入内务府，在銮仪卫六班照管皇家典仪。经过几次职务变动，曹寅在他任江宁织造21年的父亲去世6年之后，也先后出任苏州和江宁的织造一职。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的职责是在这些重要城市中管理皇家纺织工厂，并且将用于皇室和官方的丝绸配额送到北京。再后来，曹寅还和他的内兄李煦轮流出任两淮巡盐御史。这是曹世家族最辉煌的年代，而繁华又在曹寅逝后开始被雨打风吹去。此即《红楼梦》里所说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吧，曹雪芹亲见了自家从荣华到没落的征程。
曹寅与康熙的关系，是这本书论述的一个重点。作为康熙的“密探”，曹寅在长时间内与皇帝保持单线联系。他把各种情报通过密折传达到康熙那里。在1711年著名的科场案中，江苏巡抚张伯行和总督噶礼开始在奏折中互参对方。康熙派出的调查组最初打算敷衍了事，但很快就被识破。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史景迁说，如果曹李二人的奏折没有留存下来，那么康熙对案件的处置就显得极为任意和专断了。的确如此，历史学者在依据有限的文献下断语的时候，常常是危险的，尤其在部分文献对事实的描述还不够准确的情况下。
史景迁说，“我最初做此研究是因为，曹寅看来很特别，在清朝的历史中难以定位。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这一切变得清楚了，之所以曹寅会显得特别，只是因为对清朝历史的许多东西以及对中国行政管制的特点有太多的想当然。”《曹寅与康熙》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为我们了解清朝内务府、包衣、织造和盐业治理以及密折制度，提供了历史微观的细节。相比较而言，曹雪芹到底是曹寅的直系孙子，还是非直系孙子，其实无碍于我们对《红楼梦》和清朝相关制度和社情的理解，让红学家继续无趣地在那争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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