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

　　张清华/文

    与几年前比，莫言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少了。他的额头原本还有些头发，现在变得稀少多了。记得四年前，当我与一位朋友在北京平安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与他见面的时候，他的一绺额发上，居然还别着一只不易察觉的黑色发卡，那是用来固定从一侧梳过来的头发的。如今，他那硕大的头颅，我感觉是越来越大了。

　　保持飞行的高度

　　莫言的作品总量接近六七百万字了，其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十部。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大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可以说，正是由于莫言和他的几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按照“代际”与创造力的正比关系来说，不但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已逐渐度过了黄金年华，就连下一个年代的作家们，也已经渐渐步入中年，可是格局还是依然未变。这是很有些尴尬意味的。

　　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莫言有着吃不饱的贫瘠的童年，却也有着一个富有和奢侈的童年。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来说，他的喑哑黯淡的乡村所给予他的财富，同给予他的苦难和挫折、压抑和饥饿一样多。除非土地，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慷慨？可反过来说，哪里的土地不是一样博大和宽厚，谁的童年不是一样地相似，归根结底是缘于他那颗心。

　　莫言和土地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对土地的爱和“恨”几乎是一样的多，是土地给了他丰厚的记忆、经验、才华和灵气，但也是土地给了他磨难的童年、贫瘠和残忍的心灵创痛。宗法世界的温情与暴力、善良与恶毒、希望与幻灭始终是一样多的。和鲁迅等先代作家所经历的一样，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催动着他的爱心和激情，去书写那拯救和沉沦、创造和死灭、批判与颂扬的博大命题。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故事，还有少年的“牛犊恋情结”一样，它们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瓜和萝卜被烧烤出了芬芳的气味之时，达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渴望成人的、在他潜意识中突然勃发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德一样。

　　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代小说的标高

　　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高粱家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直接与西方“对话”的范例。当然，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莫言小说所创造的浓郁的“东方情境”，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新语境下的张扬，也不会有一举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是从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派生出来的电影开始的，它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

　　《丰乳肥臀》是一部自问世以来饱受争议的小说。除了囿于道德偏见的肤浅理解，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批评界的误读和曲解。我认为，正是这部小说使莫言登上了新文学诞生以来汉语小说写作的精神巅峰，因为它不但实践了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想，把一个世纪的历史从政治和权力手中交还给了民间，还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饱经磨难、备受欺凌又收容一切的民间母亲，一个繁育生命、创造一切又和原始自然不可分割的大地母亲。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提升了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境界。在汉语新文学的历史，何曾有过这样一位具有创世意义和悲剧典范意义的母亲形象？

　　作为一部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小说，我以为《丰乳肥臀》在贯彻一个作家的历史良知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的一部小说，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还是“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却使她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砺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檀香刑》所显示的作家的叙事才华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部小说中，他设置了一个奇特的矛盾，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与叙述结构，我把这个关系叫做“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杀人者(公爹)与被杀者(亲爹)、统治者与其工具(钱丁)、权力与民间(孙眉娘)，帮凶和知识分子，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纠结到了一起，成为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连的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将刑罚变成狂欢”的力量。通过这些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现代文明与民族情结、权力阶层的利益与知识者的良知等等观念性的东西，也产生了尖锐多向的冲突与矛盾纠结。

　　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与外部世界的对话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莫言与少数几个当代中国作家，已成为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的人物。当我2000年在德国客座讲学时，曾看到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中学的孩子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德文版的《愤怒的蒜薹》，我想这也许是莫言本人最不起眼的一部长篇了，但居然也成为了一所欧洲中学的外国文学专题课程的读物，可见其影响之巨。

　　我常问欧洲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谁？十有八九回答是：莫言和余华。我问，为什么喜欢这俩人？回答是，感觉和我们的经验最接近……我不解，又问，要是说余华和你们的经验最接近的话，我相信是的；但莫言所书写的是一些特别东方化和中国化的东西……他们说，这很正常，东方人和西方人不都是一样的人吗？

　　我于是明白了，也许“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话的意义，不在于民族文化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人类本身的共通性。莫言对文化的理解的确有了更大的深度，他也许一直在寻找当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与西方文化的对话途径，而且也确实找到了，这是一种很有效、很生动和直观的、很深入和多面的对话方式。我想，这是莫言真正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标志，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着人类共同性的东方文化的书写，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扬、捣毁和确立、超越和归根，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他接连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等——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