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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新版沈从文研究古代衣着式样演变的名著行世后，爱之不忍释卷的读者忽然记起，绝版已久的精装本也有着加印的必要。不是说普及本不够质朴，还没达到堪可收藏的水准，而实在觉得这一版仍嫌美中不足——诸多彩绘古画和文物图像一经缩印，细部模糊难辨的远不止一幅，也就是说好些插图效果与理想要求还有距离。比较而言，原先精印之图幅宽阔的
大开本，图版因复制而生的瑕疵相应少一些。“近水楼台”的缘故，爽快又好说话的主事者应声请出本来束于高阁的版本样书——“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的老版巨型画册精美可观自在意中，没想到同样收在平装本的郭沫若1964年序言，短短几句既空且泛的话原本并不起眼，而赫然凌驾于这部“还像个有分量的”大书卷端，此刻却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熟悉掌故的人不禁愕然：其时贵为“国家领导人”的郭老大名，屈尊附于业已沦落为“不及格的说明员”的沈从文著述，给人的感受不光是别扭，还有隐晦本事的费解。
也许说不上是冤家，可也没谁会有印象，他们何时曾在一条道上走过。看去“总是温文尔雅”而实际上“骨子里很硬”的沈从文，早年并不掩饰他对郭沫若的文学贡献的鄙薄。在民国廿三年发行的批评文集里，他赞同用“空虚”或“空洞”来批评郭著的一切，并说“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较之郭沫若还要较好一点的”，进而刻薄断言：“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上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如此讽刺挖苦，在尽享时誉的“中国歌德”心底曾引起何等极端情绪，固执而自负的评论家似乎并不在意；他有预想他人文才归途的本事，却无法掐算自己后半生的命运。而后来在小说方面放弃地位的，其实是“不折不从”的他本人。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郭沫若一九四八年的檄文《斥反动文艺》，轻易而举就给沈从文戴上后来再也摘不下的“反动作家”罪帽。他说：“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昔日的对手不再宽容以对，转而召唤人们和沈从文绝缘，不读他的文字，不和他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沈从文自然失去文学资格，只好避世于博物馆，“名分上我是作研究员，实际上我是作说明员”，固守“但知耕耘，不问收获”，和杂文物打交道，终于正果修成迎来大书一部，得以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山铺路”。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从开编到成稿只花八个月，但等书稿历经十七春秋几起几落辗转香港付梓，沈从文也差不多要“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龄了”。出书当年他已经78岁，而按照新颁法令，“文物过八十年即不可运出国外”。编者对此书所怀感情复杂，完全可以不想而知。黄永玉没有忘记，康生死的那天，他在表叔家提起话头，沈从文竟闻之泫然而泣——
“你哭他干什么？他是个大恶棍！大坏蛋！”
“哦！是吗？唉！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表叔说。
郭沫若为他那本书写过序，逝世之后，不知他哭过没有？
黄永玉兴许真不知道答案，当然很多人也不知道，更无从打听那篇序言的来历。但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自有谜底：沈与郭宴会邂逅且比邻而坐，郭闻知文稿编写即主动许诺：“我给你写个序言吧！”不待稿成寓目，凭空而撰的序文就已恩赐。局外人不明就里屡猜屡问，不解序言因何与内容不符。她认为，沈先生理解郭是以此对他示歉。不过沈从文后记感谢的很多人中，并没有郭沫若。
“骨子里很硬”的人，对待世间万象，只能说是“亦慈亦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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