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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拥军
张五常先生的学术散文，不仅文字简洁，通俗易懂，且富有思想，幽默风趣，读来是一种享受。或许因为不是高头讲章，缺乏学术作派，有人将此常识加大实话说明深奥道理的做法称之为浪言。甚至将写交易费用经济学论文的张五常，同写学术散文的张五常看成人品、作风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猜度说，张几十年撰写正规论文没有取得太大的成绩，无奈晚
年之至，只有靠写写学术散文，放言无忌，以出惊人之语来追求严肃的科学研究所没有追求到的东西。
此乃大谬之说。本人就是通过学术散文知晓张先生的，读他的学术散文之前，其正规研究论文一篇也没有看到过。然而，张先生的学术散文对我的影响不亚于正规写来的学术论文。其实，学术文章的写作，向来有深入深出、浅入深出、深入浅出几种写法，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可以看作深入深出的典范，马克思、波谱尔、托克维尔可以看作深入浅出的榜样，而一些食洋不化只会搬弄新潮名词的学者撰写的文章，则可以看作是浅入深出的一种。
何以生动有趣的实例、众所周知的常识、明白易懂的大实话不能说明大道理。“塞翁失马”的故事，不是把个神秘的辩证法演绎得玲珑活现；“脱裤子放屁”的俗语，不是把个繁琐哲学的荒谬刻画得淋漓尽致；事实上，用实话和生活化的例子说明大道理，能够起到学理化的语言、方法起不到的作用，以常识的眼光、用常识的语言来说明超乎常识的道理，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之效，实所谓“话俗理不俗”。
下面就张五常先生《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以下引用该书者仅注明页码)书中的两个例子，说明此法之功效：
断言管制与贪污存在着联系，此并非惊人之见，但把管制比作美女，把贪污比作因诱惑巨大而难以避免的恶行，从这一独特的角度阐述管制弊端，却是张先生首创、且创意独到的认识此问题的一条崭新思路。所谓政府管制，就是将经济上短缺的资源，或商家希望获得的某一行业领域的经营权、市场准入权等等，交由政府部门行政控制与审批的制度。由于管制常常给握有审批权的官员带来金钱、地位、巨大的权力影响等诸多好处，以管制带来的利益之巨大，之令人心动；诱惑之众多，之令人寝食难安，将其比作“美女”不失为准确贴切。
由于获得一块商业用地，等于获得数百万、上千万的价差收入；获得一块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就等于获得了一棵金钱滚滚的摇钱树；获得一条线路的公交运营权或一个区域的热力供应权，就等于获得了巨大、稳定、长久的垄断收益。为了博得官员们手下、决策权下、笔下、公章下的巨大利益，人们自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使出一切想得到的手段。如此，掌握着出让、出租及特许经营权的行政官员，手里拥有的就不仅仅是世所罕见的美女了，而是呼风唤雨的仙女。加之，当下资源与经营权出让的价格、条件、方式，既无严格的法律规定，又无惯例可循(此可以比作“美女”们衣冠不整)，这就为官员们寻租或延揽享用“美女”，提供了灵活的可以任意驰骋的巨大空间。至于由此带来的问题，张五常先生的看法是：“如果你将一个美女赤裸裸的放在我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难乎其难唉”(第121页)。
既为绝代佳人，又不穿衣裳，怎能指望官人们六根清静，不动凡心！“管制是一个赤裸裸的美人，你要官员、干部怎么样？要他们去做和尚？有污可贪(美人招手)，而自己算准了闯祸的机会不大(老婆知道的机会甚小)，你好要他等什么呢？当然，你可能是如来佛祖，八风不动。但这样的干部十个中有多少个？”(引文同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值得非议的倒是：值此开放男女多多、伦理环境险恶的条件下，美女不穿衣服，醉卧官人床上，硬要让官人不犯“男女作风”错误，实在是太不客观了。
如何解决因管制和寻租带来的贪污成风的问题呢？根治的方法当然是取消一切行政管制，这固然难以办得到，但由此出发的解决问题思路，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不得不保留相当程度的行政管制条件下，做到这样几条至少可以使问题的程度有所减轻：一、“美女”起码要穿戴整齐、衣冠楚楚(即，至少应该有一套严格规范公开的管制权行使程序，使管制权运用庄重严肃)，免得官人因诱惑众多而不能自持(即，寻祖或腐败的机会多多而难以抵御诱惑)；二、尽量减少每天游荡在官人面前的“美女”数量(即减少政府管制项目，多一种管制其实就是多一个含情脉脉的美女)，能取消的一律取消；三、对于官人延揽“美女”或沉迷于女色，不仅要给太太实施监督与独立处理的大权，还应该创造条件鼓励全社会来监督，一旦发现“男女作风”问题，谁都可以说、可以管。制度上还要让贪色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一旦出事一切全完。
第二个例子是，张先生将国营企业难以搞好的原因用一句明白不过的话来解释，这就是：“花别人的钱，怎样也比不上用自己的钱来的小心谨慎”。说，若是这个哲理永远对的话，国企就难以救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管理支配的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国有财产。虽然从理论上讲，他们也是国有财产的所有者，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同众多国企职工一样，既搞不清楚那一部分属于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财产的增减，对自己的实际的利益分配有那些实质性的影响。管理者拥有的是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待遇、地位和灰色收入等等；工人们拥有的则是就业岗位、工资和福利等等。将管理经营国企与花别人的钱相提并论，认为它比不得花自己的钱那样精打细算，也比不得管理自己的财产那样尽心尽力。这个类比不仅通俗，亦非常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凡花别人钱者，无论是不知挣钱辛苦的纨绔少年，还是可以随意滥花他人钱财的主儿，岂有认真考虑、精心算计、节约使用之理，挥金如土、大手大脚、不负责任是常例。
要想管好国营企业，至少需要一套好的委托管理制度(即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当前的问题不是如何选择好的受托人(管理者)，如何提高管理者素质，提醒他管好用好国家人民的钱的问题。而是，虽然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管理经营着国有资产，但国有资产的所有人到底是谁，却是一个一直未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国家作为所有者并不能有效履行所有者的全部责任，故而有“所有者缺位”一说。花别人的钱已经有一个难得谨慎的问题，那么连花谁的钱都不知道的花钱人，岂能指望他花的合理、花的有效。经济学家们所以提出要明确产权(即所有权)制度，使财产“物有所归”，其真正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转制使人们自己花自己的钱。
经验说明，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是管好用好各类资源与财产的基础。举个例子，银行虽然也是一个管他人钱花他人钱的机构，但一般而言，不论中外，银行很少有乱花乱用的现象发生(体制存在重大缺陷的银行与违法经营的银行另论)。何以如此，关键在于：银行财产权的基础是私有的，而且产权是明晰的。不仅拥有正规严格的所有权凭证——存单，而且获得收益的权利与随时收回财产委托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不少国家，银行的支付能力还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信誉担保。即使如此，银行要想继续支配和管理他人钱财，并希望从中牟利，它也必须坚决守住受托资金本金与利息支付的底线。由于这个底线的约束在今天的体制条件下还是比较硬的和相对完善的，所以国有银行总的来说不会象普通国企那样，说亏就亏了，说亏光就亏光了。
(《学术上的老人与海》，张五常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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