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回八十年代诗歌

　　唐晓渡/文

　　诗的黄金年代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19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这么说和诗歌在其时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关系不大，更 配得上“黄金”意象的是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厉行自身变革所焕发出的那种勃勃生机，所呈现的那种发展势头，所贡献出的一大批重要作品和诗人。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19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我同意他的看法。

　　在我自己，我把完整地亲历1980年代的诗歌变革，和诸如完整地经历“文革”、完整地目击苏东剧变和全球范围内的“冷战”结束一样，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1980年代诗歌的核心是回归和伸张诗歌本体，探索新的可能性，因为此前很长一段时期，诗完全落入了功能化、工具化的窠臼，必须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却忘了自己是什么。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否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说当时出现那种“异口同声”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回到生命，回到语言，回到诗本身”正是那一代诗人不约而同选择的突破口。至于是否当年的强势话语，那要看相对什么；如果是相对当时的主流话语，倒不如说它们更多体现了“边缘”的声音。

　　然而，正是这些边缘的声音，或来自边缘的冲击，使诗歌在整个1980年代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发生内部裂变，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对既往诗歌秩序的颠覆和变革。所谓“朦胧诗”的崛起，包括与此有关的论争，实际上是当代文艺复兴的先声；而“第三代诗”的狂飙突进，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绝后”不敢说，但肯定“空前”。回首那一时期的民间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气象万千。这既是压抑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诗歌应力的大爆发，也是诗歌自身活力和能量的大展示。

　　说到“内部裂变”，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属于“归来派”的前辈诗人。他们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大叫大嚷固然是出于更持重，但恐怕也是因为更沉重。像牛汉先生那样，即便在最困厄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住本真的诗心和语言，毕竟是不多的特例，更多的则要在曾经的脱胎换骨之后，再来一次化蛹为蝶。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集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说到要编撰这样一本书了，记得初拟的书名是《一个抒情诗人的死亡》。二十年后读到，反思已成纪念，但意义却并未为之稍减——这是有关一个诗人的命运之书，也是有关一代诗人的命运之书。

　　如今“诗迷”已近于“珍稀物种”，1980年代那会儿可是遍地成堆，其人数或许不如后来的流行歌迷那么多，但狂热的程度却毫不逊色，以至更甚。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者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北岛则不得不躲到了后台。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说实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类似的场面，如果有谁斥之为“有病”，我会马上附议；但我仍要隔着冷漠的逝川，再次向那些已成故事的诗迷们致敬。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他们，所谓“诗的黄金年代”就会变得残缺不全，还因为随着年齿渐长，知道无“迷”不“病”，此乃人之本性和环境互动的产物，普遍存在，与时俱化，枢机巧妙各不相同而已。相较之下，遍地诗迷虽未必比遍地“钱迷”、“权迷”更值得赞美，却也未必更值得嘲弄，两相抵消，前者尚余下一份无用的审美激情，不值得致敬一下吗？

　　好诗打人

　　诗是什么？似乎越说越说不清。但任何一个迷上诗并与之交道的人，脑子里都始终会有一个关于诗的概念。这概念最初既与阅读经验有关，也与有意无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关，再往后，就取决于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炼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诗歌概念大多来自《革命烈士诗钞》、《红旗歌谣》和艾青、闻一多、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当然也读一些唐诗宋词和不多的外国诗，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等，底线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动笔习作则多从学填旧体诗词开始，这大概不全是文化遗传的缘故，也和毛泽东有关。写新诗则多为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音节大致整齐的半格律体，有时也用“楼梯式”。食指在精神上被称为“当代诗歌第一人”，但写法上基本未跳出界外。北岛1981年第一个公开指出当代诗歌面临着“形式危机”。

　　我早在1970年代初当工人时就开始胡涂乱抹些自以为是的“诗”，但直到1979年初在《今天》创刊号上读到北岛和芒克的诗，才似乎找到了北。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不仅是自由的心灵写作，也包括形式上的革命。从前的写法开始显得单调乏味，而一些过去遵奉的“经典”也突然褪色，以至变得可疑。

　　1982年初到《诗刊》，成了一个职业的诗歌工作者。最初几年在作品组看自然来稿，后来又到评论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之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读得一点感觉也没有了的时候，好诗就会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自然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当然不会仅仅因为这两个句子，但确实是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打眼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可惜了的一个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也被他的诗“打”过，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取材很宽。印象中陈的诗以远取譬见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彼此之间很少直接关联，只保持遥相呼应之势，几乎不用过渡句，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显得非常孤立，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那时我们做编辑要求挺严，来稿不用基本都及时退还，质量差的用制式退稿信，看好或认为有苗头的就手写。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并保持经常联系，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照说陈有那么好的语言天赋，不可能在当地默默无闻，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多年来我一直足够留心，却只有一次在一本民间的诗歌刊物上发现过相同的名字。读了读作品，确认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陈青铜，便扔到了一边。难道那个陈青铜被从人间蒸发了吗？他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或者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信？很长时间内这对我成了一个小小的谜，最终我不得不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心造的一个幻影。假如幻影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请立刻说话，最好再“打”我一次。

　　真正的快乐时光

　　以1980年代为标志，“现代化”在中国开始真正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垂直支配的大一统格局也随之慢慢解体。但目标明确并非意味着可以按图施工，人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比喻，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之所以贴切，是因为它突出了整个过程具有生机和危机并存的性质，并且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周期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与八面来风相对称的是气候多变。

　　作为官方刊物，《诗刊》当然会更直接地受制于大气候的变化，以至呈现出基本同步的曲线。对此我也有一比：它就好比是一首半格律体的新诗，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还得跳出韵味来。这固然无可厚非，但终究有点可悲。好在当时社里人脉挺旺，领导德高望重，同事通情达理，因此就个人而言，多的是为诗工作的平常心，并不特别感到被迫扮演角色的压抑。

　　不过，我真正的快乐时光还是在另一个空间。直到今天，我仍会不时回味当年与各路朋友无以计数的彻夜聚谈。那时大家都足够穷，绝大多数情况下，酒是廉价酒，烟是劣质烟，菜是就市菜，最奢侈的是音乐，而更奢侈的是那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一次语言的盛宴，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还有什么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信赖？它们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

　　这也往往是我孤灯一盏，漏夜阅读时的心情。那是另一种交谈，其对象大多是所谓“诗歌江湖”上已然成名或正崭露头角的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美国文学史家考利有句话，1980年代常被用来指称先锋诗歌，说是“诗人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可见一时风气，亦可知阅读的难度。如果要开列一份那些年曾大耗我精气心血的作品名单，会是长长的一串，这里只好略过；我真正想说的是，正是这种出入于锐利的词锋，在沉入黑暗的郁闷和被照亮的喜悦之间转换不定，充满质疑、困惑、盘诘、推敲的阅读和交流，一点点粉碎着我的诗歌成见和制式教育残留的美学桎梏，不断更新着我的视野，锻炼着我的眼光。

　　由于成长背景和精神血缘的近似，在整个19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致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差不多同时，原本曾共同倾心过宏大抒情或史诗风格的江河和杨炼也分道扬镳了。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朦胧诗的几个代表人物后来很快被经典化有道理的，这不是因为他们更有名，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写作范式。

　　“幸存者”之静

　　“幸存者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筹备则要更早些。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诗人间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多多、江河、林莽、一平、王家新、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后来又补充邀请了一些，共有十几个吧。

　　当然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事实上江河和骆一禾也确实拒绝了。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取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民刊《幸存者》。《幸存者》连同艺术节特辑只来得及出了三期，其中第一期还是油印的。大伏天我和杨炼打着赤膊，撅着屁股，趴在地板上，利用“文革”中学到的手艺，使喷枪一个个制作手工封面，忙得那叫不亦乐乎，完了两人的鼻孔里外全是黄漆。

　　沙龙聚会前后大概有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话赶话间，多多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最后多多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还举办了两场朗诵会。一场在1988年7月底，地点是当时尚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那次除了诗人，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场面相当热烈；不过，比起第二年4月2日的“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来，可就小巫见大巫了。那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真可谓名流荟萃，美人如云啊，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和两条胡同里。

　　艺术节的内容不仅有诗歌朗诵，还有

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我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他是外交官，但我知道他没有玩儿外交辞令，只是不能确认他所谓“最好”的具体所指：是朗诵的质量呢，还是舞台风格？也许说的是整体气氛吧。而对我来说，这“最好”的意指很明确，一个字足矣，那就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比一根针落到地上也能听见还静。那是我在致辞念到一半时突然感受到的，只是当时没有，或还来不及想到，这种静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孤悬的记忆。因为正是在那仿佛从天而降的瞬间里，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真的会有如此的力量！

　　唐晓渡，诗歌评论家，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