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桑弘羊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 生

　　日前，中石油公布了2005年的年度业绩，该年度实现营业额5522.3亿元，较上年度上升了39%。公司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了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超过港交所多年的蓝筹老大——汇丰控股和此前亚洲最赚钱公司——日本丰田。在大量国企关闭的今天，中石油的表现十足惊人。

　　早在两会期间，为民请命的委员们就曾对垄断行业发起过激烈的炮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垄断的鼻祖桑弘羊。

　　今天，桑弘羊的名气已经很小了，30年前，那可是李宇春级的人物，当年看《人民日报》讲儒法斗争的，没有不知道桑先生威名的。公元前一、二世纪之交，他老人家以“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名义发明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由政府企业对食盐、铁器、物流和酒实行垄断性经营。

　　桑先生的宏论，说穿了，无非是利润的最大化。但后果所及，却是他无法想像的，价高、质次、效益差的运作体系，从此成为2000年间中国国营经济的基本面貌。桑先生在世的时候，洛阳垄断企业的员工们已经“金领化”，吃穿用度，不逊王侯，今天洛阳的方志专家们津津乐道的盛世，其实跟这些垄断企业的超强消费能力很有关系。而延至民国年间，官盐每石(160斤)竟有卖至40多块大洋的，老百姓吃不起，只好走私。据估计，当时全国盐消费总量中，有一半为私盐。为了缉私，民国政府曾组织专门的军队，但利之所在，很快就军、匪一家，有些军队干脆就用私盐发军饷。这种情况，一直到1949年以后才彻底改变。

　　说桑先生的主观动机就是要造就一个经济混乱局面，也太为难他了。今天的人们知道，当企业的主体被虚拟为全体社会成员时，就很难监督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坚守社会责任。桑弘羊时代，农夫们苦于必须出高价买那些破烂铁质农具；内燃机时代看着汽油从2元多1升涨到5元1升的中国驾车族们在面对“油荒”之际，不免有今夕何夕之慨；而那些因为污染海岸被法院罚得屁滚尿流的外国公司，看着污染了江水却能全身而退的中国同行自然羡慕其投资环境不已。

　　报载，全国政协郭荣昌委员说，“‘油荒’过后，最大的获利者就是石油巨头。”《列宁选集》第2卷第746页就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1882年到1907年的纯利即为8.89亿美元(约合今天1000亿美元)，看来石油公司天生就会赚大钱，何况，石油巨头还赞助奥运会哪！比较起来，桑弘羊时代的垄断企业搞到钱，送给皇上登泰山封禅，那是等而下之了。

　　垄断性企业来钱容易，而且是大钱，当然不会锱铢必较。偶有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几亿元、几十亿元，也是多乎哉，不多也；至于“中国油价尚需与国际接轨”之类的说法，总让人联想到巨头们的胸襟其实还大得很。所以，虽然这类企业在价格变动时会搞听证会，但“逢听必涨”，也可以说是一种思维惯性。比起桑弘羊从不搞听证会，还是好多了。

　　我们对垄断性企业没有成见，毕竟，我们理论上也是拥有者之一。

　　但是，也不能因为它们是自己的孩子，就护短得不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卡尔·李恩勤等研究者就指出，垄断性行业的高工资、高福利是造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对这一事实始终没有引起重视，遑论措施。广州市曾统计，2005年前三个季度，分行业计算，收入最高的前五大行业中，垄断行业就占了四个，金融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信等行业的员工平均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一两倍。这还不包括垄断企业丰厚的福利如住房、车补、公款旅游、变相“顶替”等。

　　垄断性福利无处不在——从白打电话到白坐飞机，从职务消费到住房福利，企业内员工的优厚待遇通通转化成了成本，交由不得不付费享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外公众来承担……可怜的桑弘羊，他没见过今天的同行，竟然没有想到给自己搞年薪制，老老实实跟其他官员一起拿几十两银子，惨啊。

　　我们这样善解人意，我们这样善于忍耐，照理说，咱们的垄断企业幸福指数应该很高了，其实不然。当收入没有如“期望”般的“大幅”增加，本该知足的桑弘羊们也不免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列宁说：“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列宁选集》第2卷第779页)现在看来，垄断确实不是哪种政治制度下特有的，而反垄断是世界范围里的共识。1889年加拿大制定了《禁止限制性贸易的合并法》，1890年美国制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制定了类似法律。当

苹果在微软的强烈挤压下日益散发迷人的清香，当百度在Google的统治下横空出世，当爱迪生创建的通用在竞争中濒临死亡而未引起感伤主义的同情，当中国的“××百货公司”们纷纷被收购而百姓们愈加沉溺于血拼之乐时，我们知道，反垄断其实是时代潮流和我们生活之必需，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说：

　　让那些养不大的孩子再失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