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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枫
2004年5月，我去西班牙出差，临行前登录柏林爱乐大厅网站，得知已经离任并绝症缠身的指挥大师克劳迪奥·阿巴多将重返柏林爱乐大厅，指挥他曾经的亲兵——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三场马勒的第六交响曲，就是标题“悲剧”的那首。我深知这场演出的分量与价值，一旦亲历，必将成为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然而我还是错过了这场音乐会，因为不可脱身的
俗务，当然，入场券能否顺利拿到也是“未知数”。
2005年，这场演出的录音CD由DG发行，乐评家和音乐报刊推波助澜，一时该录音被奉为“传奇”，并迅速冲上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据说，马勒第六交响曲上一次上榜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当时的版本是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是由DG出品。英国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大卫·古特曼不仅是研究马勒交响曲的权威学者，而且是坚定的伯恩斯坦拥护者，他始终以伯恩斯坦的诠释为准绳，用以对照其他的马勒诠释者。他称阿巴多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是“紧密精致、帘幕重重的旧式马勒”，与伯恩斯坦的“怒放与凋零”截然不同的是，阿巴多的马勒在速度控制上谨慎而微妙，被有意淡化的弦乐呈现出室内乐般的清澈空旷的效果，犹如“置音乐于阿尔卑斯山沐浴着春光的峰岩上”。
在古特曼看来，伯恩斯坦是不可仿效的，他的马勒境界难以企及，不仅仅是忠实马勒原意，而且具有“终结者”的意义。“怒放与凋零”是古特曼评价伯恩斯坦的马勒的神来之笔，伯恩斯坦用生命诠释马勒，每一次马勒的演奏都是生命的一次燃烧。他后来在睡梦中无疾而终，看起来亦顺理成章。但是阿巴多在指挥这部《悲剧交响曲》时已病入膏肓，形如枯槁。自从他2000年被确诊为胃癌并做了手术之后，他的生命之钟就进入倒计时。他的诠释理念和音乐感觉大变，每一次录音都像是一份遗嘱，贝多芬和马勒是他遗嘱的核心。
与他的第一套马勒交响曲全集相比，新的马勒不仅是音响的动态感、鲜活感和亮丽感都有所抑制，而且越向前推进就越显得动力感在削弱，甚至在节奏的变化上也多有笨拙滞涩之处。从2002年听马勒第三开始，我就一直有“这是阿巴多最后的录音”之感，借用我最崇敬的西班牙电影导演布努埃尔的自传书名《我的最后一口气》，我感到阿巴多在指挥他的“新世纪马勒”时，用的就是“最后一口气”。他既深思熟虑，竭尽全力，又努力克制，极尽节俭。他在许多抒情的慢板段落的细节表现上，展示出他的不凡功力，多有发前人所未发之笔，而且感人至深，直达生命的终极目标。以上指向常常在第一乐章都未形成主流，而是如潺潺小溪慢慢汇成势不可挡的河流，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四乐章的时候才获得决堤般的大爆发。我想这也是大卫·古特曼对阿巴多的第六稍有微词的地方，因为按照阿巴多指挥第三、第七、第九和第四交响曲在逻辑上的思路，他不应该在第六交响曲中采用将“行板”乐章移到第二乐章的做法，这是一种曾经流行的庸俗理解，真不知阿巴多为何让自己的挽歌提前到来，难道是与贝多芬的《英雄》做一个有意的对应？
正如古特曼所说，阿巴多的许多处理方法都比较老派，音响层次厚重集中，色彩变化少，意境上追求朴素纯净，恬淡幽暗，造成的动人效果是不知不觉的。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对他即将告别的世界往往心满意足，少有留恋。他用“最后一口气”吟咏出大彻大悟之后的本真，荣华烦嚣过后的宁静与单纯，作品的戏剧性被抽离了，困顿的煎熬也释放得烟消云散，音乐的肌体就像阿巴多的身形一样枯瘦，但面容释然，无牵无挂。
《悲剧交响曲》行板乐章那个著名的有“情书”之称的“阿尔玛主题”不再一唱三叹，徘徊不去，而是如贴在高高蓝天上的散淡碎云，缥缈自在，渐行渐远；或者如羽毛的精灵，在不可知力量的操动下，沿着命里注定的轨迹，在空中画着骄人的美丽曲线。听着阿巴多的演奏，我在想，如果马勒在写完第六交响曲之后去世，对他该是多么美丽的结局啊！所有的烦恼忧愁不复存在，他与这个世界达成幸福的和解，他在爱情最迷人的芬芳中谢世，不会有《大地之歌》中的“生命苦短”，也不会在第九交响曲中用死亡的恐怖阴影来恐吓自己。
在《悲剧交响曲》之后，我不认为阿巴多的新马勒交响曲全集再有克尽全功的必要了。他在去年底问世的第四交响曲里已无话可说，不过是重新确立一个标准范本而已。剩下的第一、第五和第八恰恰都是马勒最词不达意之作。也许当马勒超凡入圣时，瓦格纳是阿巴多的“最后一口气”，他在两三年前指挥琉森音乐节乐团演出了音乐会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二幕，再一次透支了他已呈枯竭之相的生命能量。去年，我听到了他的瓦格纳作品新专辑，最精彩也最发人深省的是《帕西法尔》组曲，以超越人性的观念演释一部弃绝人性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是十足高洁的人性。对伟大的音乐家来说，《帕西法尔》是最荣耀的结局，赫尔曼·莱维、莫托尔、克劳斯、克纳佩尔茨布什、莱因斯多夫，还有切利比达克，他们晚年最伟大的录音正是“神圣礼拜五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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