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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山
1971年，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差不多10年后，《决策的本质：解说古巴导弹危机》一书出版。作者指出，如果将这场危机看作仅仅限于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二人参与的博弈，很可能犯了过度简化情况乃至歪曲事实的错误。这是因为，无论肯尼迪还是赫鲁晓夫，他们都要同时应付来自国内国际的一系列博弈，而这些博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政治”。
先看肯尼迪为什么没有直接威胁，如果赫鲁晓夫不下令拆除导弹，他就要炸平莫斯科。因为当时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核武库，都足以毁灭整个地球许多次。如果美国对苏联动武，很难想象苏联会任由宰割。这样你来我往，核大战就会打起来。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博弈，常常具有“先动优势”，即先动手的一方通常会在第一轮战事中占到便宜。问题是，第一轮占便宜以后对手还有没有还手的能力。现代战争非常讲究“二次打击能力”，即后动的一方在第一轮吃亏以后的还手能力。哪怕美国先发制人一举摧毁了苏联核武库的一半，苏联剩余的核打击力量，仍然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所以，只要美国没有能力先发制人一举摧毁苏联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敢于真的对苏联动武，当然赫鲁晓夫也不会相信。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肯尼迪发出开战的威胁而苏联方面不下令拆除在古巴的导弹，肯尼迪自己也一定很犹豫是否把威胁付诸实施，以至于如果赫鲁晓夫一天一天拖延下去，他恐怕还是只能一边生气，着急，一边一天一天等下去，名义上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拖延动手时间的机会，以免背上毁灭世界的责任。这时候，毁灭世界的道义责任是免除了，可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总统，将难以在世界上有大的作为。
至于国家首脑必须同时兼顾的政治博弈，美国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在写到美国总统面临叙利亚挑衅而要决定采取报复的时候，就通过解释什么是“符合比例的回应”，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提示。当时在白宫的战情室，将领们建议总统采取所谓的“proportional response”，也就是“符合比例的回应”。具体而言，因为叙利亚国防部授意一个极端组织打掉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美国就要炸掉叙利亚的4个军事目标，作为报复。
总统起初表示反对，理由是这种比例换算已经存在一段时间，对方可以轻易预见美国将要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卫星图片也证实叙利亚已经撤走那4个军事目标的人员，确保自己损失减到最低程度。
将领们反问：“莫非你想让我们炸掉(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总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非常恼火地说他不要什么“符合比例的回应”，他要将领们在一小时以内拿出一套方案，让叙利亚知道什么叫做total disaster(大难临头)。
不过将领们另有一套道理。他们认为，如果炸掉大马士革，就等于对一桩本该处罚50美元的罪行，处以5000美元的罚款；更糟的是，对于这个行动，不仅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会有强烈保留意见，国会也不会予以支持，还不必说美国在中东和西方的盟友，他们只会跟全世界一样，认为他作为美国总统，不仅没有经验，而且乱使性子。
这就是《决策的本质》所说的美国总统必须同时兼顾的政治博弈。
回到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为什么肯尼迪不能威胁炸平莫斯科，政治方面的考虑可以简单归纳为跟电视剧里的总统差不多，他不仅要考虑对手的想法，还要顾及其他方面的反应，比如美国国会的反应，以及美国的盟国的反应。他们肯定不会允许他炸平莫斯科，因为谁也不希望发生全球核大战，因为这等于跟敌人同归于尽。事实上，把古巴导弹危机当作博弈论经典案例进行的讨论，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肯尼迪如何漂亮地运用边缘政策，兵不血刃就赢了赫鲁晓夫一局，很少有人愿意仔细描述一下，当时肯尼迪也做了一些让步，包括从其盟国土耳其撤走美国的导弹，理由就是给赫鲁晓夫保留一点面子。显然，不管当年是不是已经有人归纳出proportional response这么一个拗口的术语，肯尼迪心里是有这个概念的，他知道要给对方一点让步，使双方的进退幅度大致对等，不会出现一方显得太丢脸的局面，而这是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的一个重要举措。
同样明显的是，正如《决策的本质》揭示的那样，国际政治是那么复杂一门学问，关键恐怕不是有没有博弈论这样精致的分析工具，而在于当事人是不是足够世故。
电视剧里的总统就不够世故。他几乎是怀着寡不敌众的无奈心情，同意采纳“符合比例的回应”方案，并且在结束会议走出战情室之前，相当郁闷地丢给将领们一句：“50美元？我真搞不懂我们在做什么。”还是没弄明白“符合比例的回应”到底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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