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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北冥鱼
最近，“广东2006十大关注问题”出炉，“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和“反腐败”两项位居前两名，“公民道德素质建设”以高达62.0%的选择率成为“一号问题”。广东有专家指出，几乎所有社会热点问题的背后，其实质是“道德问题”。有专家甚至提出，广东可考虑“根据对国家的贡献和长期表现，尝试设立公民爵位制，以激励公民的荣誉感。”
对于恢复“爵位制”的建议，各界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建立“爵位制”在促进人的荣誉感方面有正面作用，它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奖励。反对者认为，“爵位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打着封建社会的烙印，是隔朝隔代的古董，恢复“爵位制”并不现实，而且也解决不了13亿总人口的“道德问题”，并不是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的有效手段。
在我看来，广东的建议可以考虑。“爵位制”的意义并不在于称号本身，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荣誉体系问题。环顾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荣誉体系。这些荣誉体系，体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其次，个别地区买官卖官盛行，商人转仕途也不少见。在中国，卖官都是违法的，但如果开始实行爵位制，可以通过卖“爵位”来实现他们的“慕荣”心理。实行“爵位制”，可以部分抑制“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
第三，实行“爵位制”可以对自己产生约束力，这是“爵位制”最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缺乏荣誉感就难以上进，一个民族缺乏荣誉体系就像缺乏灵魂，“爵位”虽然只是个虚衔，是一种对于道德方面的奖励而已，但“爵位制”与以往的“先进人物”、“劳动模范”一样，会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乃至自觉主动维护社会道德。靠“爵位制”尽管拯救不了全体公民的道德，提高不了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但要允许有一部分人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让这一部分人先“道德”起来，然后共同“道德”。大家都很在乎自己的荣誉，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见面的寒暄已经变成：“张老三，你几级爵位？”
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于道德、文化建设的需求肯定会上升。这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显露出明显的迹象。中国过去曾经有过自己的荣誉体系，“先进人物”、“劳动模范”、“杰出青年”、“标兵”……“雷锋精神”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荣誉体系中的榜样示范，然而，随着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忽略了社会价值与文化体系的建设，公民道德整体滑坡，荣誉体系也变得十分苍白。
经济迅速增长与文化道德建设滞后的反差，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广东专家的建议，意在拯救公民道德滑坡窘状，不但并不荒唐，也不是异想天开，还值得考虑，认真推敲爵位的评价体系。对于经济上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建立富有现代感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荣誉体系不仅十分必要，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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