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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凯林
中国与美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近读一国内新锐经济学家的文章，说出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别不是财富差异，不是科技水平差异，不是金融差异，也不是政治、法律制度差异，而是“教堂”。
按照这样的思路，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最大差异概括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更直白的意思是，美国的市场经济比中国的更有信仰、更讲诚信。
缘于民族主义情结，第二天，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调侃式的文章来为中国人抱不平。没想到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我的一位认识该经济学家的朋友便对我进行指责，认为我应该向这位经济学家道歉，并指出“教堂”只是一个市场伦理，商业伦理的象征物，该学者并不是随便乱说，而是一个大的经济学课题。
我仍有疑惑，认为用有无教堂来谈中美市场经济的差异，一方面夸大了教堂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人信仰和伦理的误读。
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在商业上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最近热播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义、信、利”的排名，其中“利”被排在第三位。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家史中，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有着“羊吃人运动”的别称。
从因果关系上看，中国市场经济的落后是因，诚信的缺乏才是果，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的最大差异是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这个“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落后才导致商业行为上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而这两种“主义”导致诚信缺失，惟利是图。
这样的因果区分同样可以体现在唯物辩证法上，所谓的诚信和信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哲学上属于意识范畴，而经济的发展程度属于物质范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孟子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之所以不赞成把教堂的作用放大，是因为它忽略了物质上的差异而过分强调精神和信仰，在物质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忽视人均 GDP的占有量，把市场经济的差异归结于精神信仰，有因果倒置的嫌疑。
把“教堂”作用夸大的另一个因素是“聚焦点”的主观放置，从认识论上看，我们越是刻意强调某种力量，它就会越发变得强大。其实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美国的市场经济进行比较，还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
首先是时间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才迈开步子，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一个是小孩，一个是成年人。小孩的当务之急是长身体，忙着发育，世界观和价值观远没有形成。
第二是制度因素。诚信和信仰的缺失不仅取决于物质发达水平，还取决于制度的设计。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成功地模仿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成功复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市场经济发展速度，但是我们在市场制度设计上以及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上却没有形成一套好的规则制度，这也许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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