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粗鲁

　　王 敖

　　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曾说过：“默默无闻的书会戏剧性地变成畅销书，理解这种现象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传染病。想法、产品、信息和行为的传播方式跟病毒是一样的。”可要是反过来，如果一本书专门反对某种病毒式的流行现象，它可能会变得更畅销，因为人人都想拥有解毒剂或杀毒软件。

　　英国女作家琳·特鲁斯正是因为她对抗“流行病毒”的本领而名声大噪。她的成名作《吃饭，开枪，走人》讨论的是当今英语写作中对标点符号的滥用，题目“Eats，Shoots，and Leaves”是一个笑话——作者想说熊猫吃竹笋和竹叶，但因为标点符号的误用，造成的效果竟是熊猫在餐馆吃饭，开枪打人然后扬长而去。这本书写得又愤怒又可笑，抓住一点小错误就奋力抨击，后来居然成为2004年纽约时报年度排名第一的畅销书，特鲁斯也因其不依不饶的作风而被尊为“容忍限度为零的女皇”。

　　实际上，特鲁斯的愤怒里有一种很卡通的味道，有些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不停地下令砍人的红方皇后，这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她的新书题名为《拒人千里之外——当今世界的彻底该死的粗鲁，或关门呆在家里的六大原因》，讨论的是礼貌在英国的衰落。结果，一个沉闷的主题遇到了有趣的作者。在书的衬页上，我们看到特鲁斯手持竹子悠然微笑的照片，让人不由得想起那只拔枪打人的熊猫。可书中的特鲁斯却从来不笑，她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委屈万分，从不吝惜刻薄的讽刺，偶尔还抛出几个恶毒的冷段子。夸张的情绪化的风格就像胡椒面。

　　特鲁斯告诉我们，礼貌的演变跟文明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人们一直认为吐口水有益健康，把口水吐到地上然后用脚去擦是文人雅士的表现。相比之下，我国古代的和尚的规矩要进步得多：“云何唾？唾不得作声。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净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余人得恼。”(《一切有部律论》)。可惜的是，现代中国人却常给人留下随地吐口水的印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文明礼貌的形式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他人存在的承认和尊重的程度，这是非常基本的伦理问题，可以直接显示出社会的文明程度。正像特鲁斯警告的，有时候你永远地得罪了一个人，就是因为少说了一声“谢谢”。

　　特鲁斯坚信21世纪初的世道是最成问题的，文明礼貌的衰落简直可以用荒诞来形容。举个例子，在拍摄一部关于现代教育的纪录片的时候，《独立》节目的珍妮·斯崔波特试图启发一个学校集会上的孩子们认识到赔礼道歉的重要性，她说，“孩子们，在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每个人都不愿意说的字，它结尾的字母是y(sorry，对不起)，谁能告诉我这个字是什么？”孩子们都在苦思冥想，过了一会儿有人喊道，“Buggery(鸡奸)？”

　　难怪特鲁斯要大发雷霆，“我要谴责的是父母们，电视，互联网，手机，对教师的不重视，我还要谴责那种随便谴责别人的文化。”事实上，特鲁斯对礼貌的衰落的愤怒正是她对当代社会文化的不满的表征，这跟她所认同的伦理价值观念有直接的关联。尽管特鲁斯被称作“容忍限度为零的女皇”，她其实是个伤感的怀旧分子。读者隐约可以感到特鲁斯的记忆里存在着一个文明礼貌的黄金时代，而她自己就是那个时代存在过的证据。特鲁斯本人出身于工人阶层并且在商店里工作过，深知普通人生活中的烦躁无聊。但因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她自认要比历史上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幸运得多，因为她享受到了战后繁荣、社会的自由化、1944年的教育法案、同等收入和有效避孕的好处，并成为一个追求多种选择的自由主义者。她习惯慢节奏的交往方式，打球出现失误的时候要跟同伴说很多声对不起，她待人热情而周到，懂得替别人着想，甚至会跟自己的猫聊天。

　　本来一切都让她感到满意和安心，但后来，新的信息技术的推广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和交流方式，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人们变成了网络、

信用卡和超市的奴隶，以至于无法进行有人性的交流。特鲁斯哀叹，在家里整天上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个人自己坐着，眼看前方，敲击键盘，常常是在暗淡光线下，周围是旧的咖啡杯和有面包屑的盘子。”当人们习惯了网络上的操作，出门看到别人不顺眼就会想点鼠标将其删除，在选择宗教信仰的时候也会想起电脑里的菜单文件。网络研究者约翰·希布鲁克在十年前就曾说过，“当你开始上网，似乎所有的政治、伦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都被缩减回了它们最基本的成分，需要你去重新制作。为什么个人要去服从其他个人？个人自由的益处在哪里？诚实是必要的吗？什么是邻里关系？什么是朋友？我是谁？”这些问题在当今变得更加迫切。

　　在我看来，特鲁斯对虚拟空间的批判是这本书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世界因为互联网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千五百年的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实践在十五年里被抹杀掉了。特鲁斯告诫我们，网络搜索不过是在变相满足人们的贪欲。从表面上看，网络搜索可以让你找到大量飞速传播的信息，我们面对信息做出选择，可是这并不等同于自由意志，我们对可选择的东西的列表只能被动接受。

　　特鲁斯举了一个例子。几年前，她在街上被要求做一份关于新出品的

酸奶棒糖的市场调查问卷。面对三个选择“A.很多奶油的感觉。B.有水果的感觉。C.爽神”。她说自己的感觉是腻歪。作调查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并告诉她，“好吧，我会把你的意见写成不知道。”从准备好的选择里选出一个其实是个负担，但是它化装成了特权，而且这导致了对自由选择的过度开发——网络说，“点击就能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广告说，“前所未有的更多选择！”政客们说，“人民希望得到更多的选择。”杂志说，“你死以前要做的八千件事……”这样一来，人们永远处于一个被鼓动的处境里，每天盘算着所有没做的选择和可能失去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看到，特鲁斯对“自由选择”的幻象非常有识别能力，当新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方式变成了奴役我们的枷锁，整个文化都会出问题，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也会进退失据。比如，电话推销的方式会让交谈的双方在道德上都处于劣势。打电话的一方为了推销东西而骚扰了别人正常的生活；接电话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的私人空间而理直气壮地粗鲁。有人甚至想出这样的办法——接电话就问，“你是要卖东西吗？”当对方赶紧否认，他就满怀恶意地说，“真可惜。我正好有心情要打电话买点东西，不管花多少钱都可以。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再见。”

　　最后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他人即地狱，温情融洽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类似的观察引发的思考，不管上帝会不会发笑，人类总是会感到害怕。所以，我们会欣赏并赞同特鲁斯，为了反对粗鲁，发火有理，生气也值得。因为，有礼貌不但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抵抗文化衰落的方式——及时地跟陌生人说句“对不起”，也许上帝就会原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