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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CIEN评论员 朱冰尧
中国的民营企业正经历着接班问题的困扰：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意外身故，让年仅23岁的儿子李兆会结束国外学业赶回来接班；浙江方太集团的茅忠群在父亲召唤下放弃学业，继承家业；上海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病逝，还在上初中的王瀚也因遗产继承权问题被媒体推到了浪尖上。
李兆会、茅忠群等民企“富二代”，实际上在家族企业的突然变故中并没有做好接班的充分准备，而且有些还和自己的兴趣相左，但面对家族事业的振兴与复杂的企业环境，他们不得不选择挑起家族事业的重任，尽管这也许并非心中所愿。
这样的难题让越来越多的第一代民企老总们烦闷忧愁。经过20多年的打拼，上世纪80年代起家的首批民企创业者面临着隐居幕后，新世纪初期的民企“换代”高潮也已来临。
“创业难，守业难，守中创业难上难”。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一项研究表明，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也证实，所有家族企业中，只有15%的企业能延续三代以上。
全球每年约有40%的家族式企业在进行着财富和权力的代际交接，但在中国，这样的交接才刚刚开始。一份针对中国民企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企业家不愿让子女接任的主要原因是“富不过三代”的俗语盘旋在他们脑中，第一代创业成功未必第二代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他们现实的担心。
而一些企业家的子女也并不愿意接班，甚至有人对接班持明显反感和拒绝的态度。在这些“富二代”们看来，由于财富并非自己亲手创造，在享受财富的同时要面对的还有压力，加之二代在知识积累和管理思路上的不同，他们更愿意以自己的方式独立创业或选择其他自己兴趣所在创业。
尽管如此，由于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成熟，民企第二代注定还要成为中国民营一代的主流接班人。如果说民企第一代是英雄时代，那么第二代就是职业经理人与家族资本掌门人混合时代，要真正走进职业经理人的第三代，还需有一个缓冲过渡期。目前，中国300万家民营企业中家族经营的占八成，而这些家族企业正处于两代人财富、权力交接的缓冲过渡阶段，期间传承与转型是家族企业成长进程中最脆弱的“关口”。
由于第一代创富者具有累积财富的基本要素及个人奋斗动力，在维护财富方面要比二代细心和谨慎得多。而“富二代”由于创富者给予了他们远超社会常规的优越条件，对财富的珍惜程度就要弱得多了。即便这样的“富二代”能够简单守业，那么要在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化程度更高的新环境中创业，这些孩子的能力与胆识就不得不让人为之担心。
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有着游刃于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坚韧经历。20多年来草莽经济式的中国民营企业造就了一批吃苦耐劳、敢于冒险和极具求变创新思维的创业勇夫形象。但民企第二代的紧张感、危机感明显不如第一代，做事比较理性，也比较软弱。特别是在心理素质上，缺乏父辈那样敢冒险、擅打拼的精神。
因此，第二代要接班，就需要在继承前辈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克服自身的缺点与劣势，才能迈过接班的“门槛”。比如在主业上尽可能继续做下去，并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做大做强；必须在法人治理结构上下工夫，要通过专业化管理来控制成本，从而体现第二代现代管理理念；要重构企业的利润中心，父辈留下的利润中心可能是通过垄断和市场先机得到的，不一定是企业今后的盈利中心；第二代弱就弱在心理素质上，因此要从心理素质上提升自己，变得像第一代那样富于冒险精神，要在短时间内在心理素质上超越第一代，否则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超过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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