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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专栏
45岁那年，康熙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雍正皇帝。他的政权建立在一连串暴力行动基础上。他杀死了同父异母的三个哥哥，他的八弟、九弟长期被囚禁，并被称为“阿其那(肥如猪)”、“塞思黑(贱如狗)”，深得他父亲宠爱的的十四弟则在西北被监禁着。他是一位典型的阴谋论者，内心的毒液令他难以安宁。他很少信任任何人，他在那些拥有兵权的将军
身边安插特务，在铲除这些高级官员时，毫不留情；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对于陌生事物的恐惧要大于兴趣，他对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日本的商人都采取不欢迎的态度……
他的残暴，在某方面引发了人们对他的统治合法性的争议。一些流传在江南地区(并且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在200年后的香港电视剧中仍反复出现)的说法是这样的：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嘱，才获得了皇位。
尽管清军入关已经将近100年，但是明朝覆没的社会动荡仍未全部终结，蓄上了辫子的汉人似乎仍未完全从内心深处归顺新统治者，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知识精英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仍保持着傲慢。正如史景迁所猜测的，一幅悲观主义者的画面经常浮现在雍正的头脑中：“士子文人兴风作浪，谋逆活动触目惊心，两者互相纠集，形成了一股抗拒朝廷的势力” 。
他用勤奋来减缓内心的不安。他将精力用在阅读奏章，而非后宫，或是像他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浪费在好大喜功的排场上，他的内心是封闭的，所以对他的父亲那种巡游不感兴趣，甚至不无恐惧。他45岁才继承皇位，之前，他目睹了他的大哥与二哥如何在继承人的位置上折腾不休。“多年与众皇子明争暗斗、觊觎皇位的岁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判断，”史景迁写到，“他很久以来就养成了坚毅固执的禀性。”很有可能，当他读到岳钟琪的密奏时，曾静的指责在一瞬间引发了他内心长期的压抑。那些指责激发起他为自己的辩护的热忱。于是，书籍出版史上最奇特的合作开始了。
二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对于曾静及其同案犯的抓捕，是可以想见的轻易，对于早已故去的吕留良的后代的寻找也同样轻松。问题的关键是，雍正如何将他无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转化成对文化与社会心理上的影响力。在他任内，他试图将法家的严厉与儒家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他不仅是军事统帅、政治领袖，还要成为意见的引领者。
观念的变化注定是缓慢的。在一个没有电报、互联网、铁路、公路网的世界里，信息的传递依靠抄写、口耳相传，或是一位陌生的旅行者的突然到来……因为静态的生活难得受到打扰，记忆也保存得格外的长久，当然在此过程中，它不可避免的变形，一段话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到了最后，连最初的说话人都辨不出了。
曾静案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不值得深究的谋反案件。但是从皇帝的充满猜疑的内心开始的，一层又一层的官员对于自己地位的不安全感，将它描绘成一个怪兽。如果，曾静不曾提到浙江的吕留良，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不会比岳钟琪1722年遭遇的满口叫喊“岳爷起兵”的疯子引起更多的轰动，但是由于江南士人因素的介入，皇帝忧虑变得不可阻扼——江南的士人领袖们长期以来都和朝廷争夺着话语权。为此，雍正不惜专门设立“观风整俗使”一职，来教育那些“恩德所不能感化者”，以防止“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一些时候，他还会赤裸裸地动用惩罚措施：在1723年的会试中，35名浙江人获得了进士资格，到了1727年的下一届，则无一浙江举子高中。对于读书人来说，没什么比这更残酷的行动了。
当然，全剧的高潮来自于雍正皇帝与曾静之间的对答。在监狱中，曾静被免于惯常的牢狱之难，这个乡下的教书匠甚至得到了物质上的优待。他还获得阅读与写作的自由。坐在气宇非凡的紫禁城内或是神清气爽的圆明园里，雍正皇帝逐字逐句地驳斥曾静的指责。除去政治上的需求，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即像进入状态的作家一样，雍正在写作中获得了寻找自己内心的快感，这种自我认同长期被包裹于权力缔造的冷冰冰的外壳之内。
雍正给曾静送去大量自己批阅的奏折。这些奏折显示，当今的皇帝不仅拥有事必恭亲的敬业精神，还对于经济、伦理、法制都有广泛的涉猎与理解能力。皇帝纵论了历史，谈到了他对道德的重视，强调了真正的伦理不是狭隘的反对异族的统治，而是寻找一种对促进整个社会繁荣的方式。他也谈论了自己，他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并多少将自己描写成一个清教徒的形象……在谋逆书里，曾静通过对现行社会的攻击与批判，来呼唤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而在对曾静的反驳里，雍正则相信他的统治正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也。”
三
曾静的结局是一个意外的美好。在表明自己因才识粗陋而犯下大错之后，曾静被视作一个全身心都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模范。他的全家没有遭罪，他自己也被释放，政府甚至拨款1000两白银，以资助他的生活。
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曾静的好运气，即使被其他读书人称作毫无才学的吕留良的第九个儿子被斩立决，只与曾静的学生张熙之见过一面的第四个儿子则已死在狱中，而吕留良和死去的长子的尸体则被挖了出来，示众。那些隐藏在笔记里的思想的幽灵，让雍正难消心头之恨，他甚至想把吕家超过16岁的男子全部斩首，最后因人数太多，改为发配披甲人为奴……至于其他的牵连者，几乎无以例外地被处死，尽管他们的行为可能根本无关大局。而这封谋逆书的最先阅读者岳钟琪也同样命运不济，他未能逃脱出类似年羹尧式的命运。
而一场宣传运动展开了。由曾静的指责、雍正的辩护，以及曾静的翻然悔悟之词构成的《大义觉迷录》，变成了人人都要领会的书籍。而最主要的官方知识分子都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批判吕留良思想的运动，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派遣到偏远之地，对无数普通人进行思想上的教化。所有的行动最终汇成了一场缔造新的意识形态的活动——人们理应抛弃对昔日明朝的迷恋，投身到这个新世界之中。
但是，轶事于丑闻，总比辩白与分析，更能打动人心。在千万册的《大义觉迷录》中，大多数读者之记住了曾静对于清王朝的指责与对雍正的人身攻击，那里面蕴涵着那么多的皇室丑闻，却对雍正的笔记毫无兴趣。雍正想将诽谤公布天下，以获清白，却引发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乾隆皇帝在继位下令收集销毁《大义觉迷录》，一场运动终结了，但这本书却因此获得了更坚韧的生命力。
帝王、官僚、社会之间的三方作用力，是如此的微妙。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一起叫魂事件，将更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个王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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