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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两会上透露，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计算方法是：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确定本科招生分省计划。据悉，这是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
这是多年来关于高考录取公正的最重大新闻。多年来，社会各界对高考不公、国家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地方化”现象的质疑不断，但是鲜见有关部门正面回应。今日中国政法大学此举，堪称破除高招配额不公的破冰之举。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科学合理地把招生计划下达各省，使考生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实现“起点的公平”，应该成为教育的基本目标和终极追求。诚如有论者所言：一所大学，如果只是把“社会责任”挂在其校长的嘴边，却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实践教育公正，又怎能教会学生担负社会责任、追求社会公正呢？徐显明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实践自由需要非凡的胆识。“鹤立鸡群”在中国通常需要付出代价，无论是个人沉浮，还是面对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面对国内同僚，都是如此。因此，超越眼前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去追求更宏观、更远大的社会利益，有时确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智大勇，以及“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的大丈夫气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使命就是追求真理，他的社会使命则包括教育同代人和后代，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知识分子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人，这样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在今日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身体力行地坚持实践自由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在中国，“言传身教”的传统失传也久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甚至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这种人格分裂也久矣；更有甚者，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公然为社会不公正辩护的“世风”也盛矣。
此间，我特意留心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对此事的态度，他说“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在美国也是这样。”许智宏介绍，北大是按照历史沿革确定分配给各省的指标，“实际上北大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比按照人口比例确定的还要高。”
2004年北大招生计划总人数是2599人，其中，北京的生源占到27.43%。如果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北大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西部地区的招生名额分别应该是青海10人、甘肃51人、西藏5人、广西89人、贵州70人、云南85人、宁夏11人、内蒙古47人、新疆38人、四川166人、重庆61人。将此对照于北大2004年的招生计划，所谓“北大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比按照人口比例确定的还要高”，也就只有青海多出6人、西藏多出5人、宁夏多出13人、新疆多出2人、重庆多出8人，共34人，也就是“意思意思”做做样子，而其他同是西部地区的名额，却被大量调配给了发达地区，比如北京。
许智宏先生前些天还在抱怨北大收费太低了，他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名牌大学，收费越低。这我就搞不懂了。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校长敢于公然抱怨收费太低为一校谋私利的？别说是公立大学，就是一般私立大学校长，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对于平等、自由、公正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应该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吧！联想到前哈佛大学校长仅仅因为说了句关于女性在某些方面不如男性的话，就被指歧视，被人们一再喊“下课”，我们这里对于“教育家”的要求确实太低了，乃至于真正的教育家寥若晨星。但我们是真的缺乏教育家，还是大量真正的教育家被行政主导的大学体制这个劣质筛子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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