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的本源

　　本报特约评论员 贾晋京

　　“中国目前不需要诺贝尔奖！”这是近两年来因屡有惊人之举、骇人之论而曝光率颇高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最新作出的又一耸人听闻之论。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杨振宁确实令人“大跌眼镜”。他提出评价大学“要看其对 社会的贡献”，他认为50多年来，中国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对中国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中国最好的大学和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都比美国的一流大学和二流大学对美国的贡献要大。他说：“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和企业，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杨振宁的这些论断，显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

　　在杨振宁目前所任教的

清华大学，历史上出过一位伟大的校长——梅贻琦，他1931年12月3日到清华大学就任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无独有偶，

北京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蔡元培1917年就职时也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同时他希望学生摒弃实用性的“做官发财思想”。

　　其实，梅贻琦的思想和蔡元培的思想，都不过是对“大学”一词本意的强调而已。

　　大学精神理念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先师柏拉图于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开办了学园(Akademie)，主要教授和研究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这些看上去“没用”的学问，与同时期中国圣人孔子“礼、乐、射、御、书、数”的实用技能教学大异其趣。

　　现代类型的大学肇端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约1080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于534年编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

罗马法的热潮。1087年，许多学生聚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亚，他们合伙聘用著名学者瓜纳利(Guarnerius)讲授查士丁尼法典，他们的团体拉丁文叫做Universitas，这就是“大学”一词的本源，其意是“联合会”。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宣告诞生。此后，许多个类似的团体在欧洲各地涌现。

　　欧洲历史上有个传统，从庄园中逃亡的农奴，只要逃够100天，就成为自由人，领主无权再把他抓回去。这些自由人会自发联合成很多自治的联合体，也就是所谓的“行会”，而一些“行会”又会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就是“城市”(city)。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往往是一个城市中许多“行会”中的核心组织。甚至可以说，先有大学，后有城市(city)，然后才有了市民社会，由此现代文明才有了生长的土壤。

　　早期的大学里主修课程只有七门：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显然，这些课程都是没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纯粹的知识,提高人的内在修养。直到今天，西方大学里最核心的学院仍然是“文理学院”，就是专门研究“没用”知识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研究“没用”知识的文理学院，“有用”的工程技术知识也是无法创新和发展的。“没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人的内在素养培养，恰恰是“有用”的实用技术存在和成长的基础。哈佛并不因为出了个比尔·盖茨而成为哈佛，而是因为有蒯因这样的学术大师。盖茨只是个退学的学生，与其说是“培养”出来的，不如说是在充满创新求知氛围的大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

　　在我看来，诺贝尔奖和比尔·盖茨之间，恰恰不是两者择一的取舍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诺贝尔奖是表彰基础研究的最高荣誉，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是以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人的内在素养提高为目标，那么在冲击诺贝尔奖的同时，比尔·盖茨式应用领域创新人才也会层出不穷。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体系因为“发展水平不高”，就定位为培养“会赚钱的人才”，实际上就只会生产出没有创新精神的匠才。不但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比尔·盖茨也不会生长出来。其实道理想一想也简单：大学诞生之时，仍处在中世纪暗夜笼罩下的欧洲“发展水平”能与今日的中国相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