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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一个间接有过交往的老者故去当夜，眼看就要十二点的时候，在广州编画报而久疏联络的朋友忽然来电，询问可否涂抹几笔以作纪念，——早先在光明日报大楼五层邻着图书馆的编辑部滥充编户之民那几年，对面而坐的同事与老先生常有往还，故而他慨然惠赐的散文篇什，以及自题签名的新书毛边本，我也有幸得以先睹，甚至收藏。出于世道嫌他文风散
漫的訾议虽偶有声闻，却不能稍减我平素所怀好感和好奇，况且还有熟识他的友人说过，老人不仅曾经受业“死于台湾的钱穆先生”，而且也与其旧北大师辈知堂先生私人交谊深厚；他寓中尽历劫难而仍庋藏多多的周氏杂著，“凡是刊印过的，由早年的《侠女奴》《玉虫缘》等，到最近的《知堂杂诗抄》和《知堂集外文》止，我差不多都有”，更是我辈周迷心动弥久的至宝。
有一年古吴轩藏书家王君自姑苏抵京，相约分头前趋往访老先生于其城外新居。待我从樱花西街出发，紧赶慢赶冲到说好碰头的地方，性急而先行的来客已从老人寓所辞别而出。彼时他已逾八五之寿，贸然登门再加叨扰总嫌不妥，索性过门不入。因缘不到对面不识，大约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以后，也在热闹场合望他袖手无言端坐，还曾托人求他为一部付印前的文稿题签，但始终无缘与他当面晤谈。
流年似水，一转眼人作古了，不到的因缘永远不会到了。但因其逝而起的诸般耳食之言，却难免牵人想起他缕述前尘影事，坦荡不避自己和革命女作家的情怨纠缠。他淡然谈往忆旧的姿态，远远超出旁人揣度：小说归属子部，情节大小皆可编可造，无须当真而言。浪漫主义的红色经典，在他眼中似乎若有若无；直面物是人非，他无怨无悔，更无憎。当然谁也无法证明，看客的强行附会，给他带有愁郁乃至烦扰究竟有多少，——晚年才与之结识的某公尝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一直有顾忌，因为他是余永泽，他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余永泽，我是瞧不起的，对他我也保持着距离，我怕跟他接触会被人说什么坏话，那时我还是《读书》的负责人。”更有著名话剧院主事者透露，同名电影中余永泽的饰演人选，投拍前非取身材相貌都似人物原型的于是之不可。如此而为目的何在，以及能否以之旁证小说家言是否属实，自然可以推而想之。
并非虚构的小说丑角，和他本人干系究竟多大，徒然空想并无所得；尽管两人当有重叠身影，实乃不争事实。前年偶然徘徊旧书店，意外检出小说家在“做老祖母的年龄”那年所公开的日记，方才看见她似乎还是心存恻隐的。她说：“当年我的爱人玄，本来他非常爱我。当我向往革命，当他不能和我一同走上革命道路时，我终于毅然离开了他。当我们分开后，又一次我去看他，他变得骨瘦如柴，坐在一张佛像下，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默，回来吧！我们还在一起吧！……我不能——不能没有你呵！……’他那绝望的面容，他那悲伤的眼泪，使我心如刀割，使我几乎动摇了……他毕竟是我一生中初恋的爱人啊！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年，他在文学上有修养，我们完全可以在一起过着安逸、平静、充满爱情的生活；我们可以‘红袖添香夜读书’；可以毫无风险地共同翱翔在浩瀚的、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图书中……然而，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革命的信念，战胜了缠绵的个人情感。终于，我还是忍心离开了他。他后来对人说过，他几乎为我死去。但当时我又何尝不痛苦呢？当我看到他这样一个大学生，竟像老僧般趺坐在佛像下，‘这全是因为我呀！’我忍不住哭了。”然而先他而往泉下的她未必知道，看去心似止水的他，其实也有衷曲欲与人言：“本诸古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今训‘苦闷的象征’，我也想写小说。因为这种情怀，一是形体恍惚，二是分量太重，都宜于用小说的形式表达，而且要长篇。并已拟定标题，先是《中年》，写定命下的愁苦；后是《皈》，写终于寻得归宿。事实是没有写。不是没有能力写；我自信，有了主旨，正如其他所谓作家，我也会编造。而终于不写，是因为时移世异，这世有要求，表现手法可以殊途，所表现则必须同归，山呼万岁。我的《中年》的愁苦，《皈》的设想，都与万岁无关，行祖传明哲保身之道，只好不拿笔。”显然并非不欲抱怨，只是文网密时不能怨；而到了可以畅言的年岁，怨的念想已从心底消逝。诗自他手出，但已无怨。
“天下惟一种刻薄人，善作文字”，仿佛于他却是例外；所谓以德报怨，更似可以其言行兼作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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