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永亮：改革二字不过是最最普通的一个中性词

　　常永亮

　　中国人对“改革”两个字可以说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因而就生出了顶礼膜拜，敬若神明的崇拜意识。久而久之，几乎没有几个中国人还记得改革两个字不过是最最普通的一个中性名词，单单这两个字本身无所谓好坏，无所谓神圣或低贱，它只表示一个动作，当然是历史性的，范围广大的动作。你认为这个动作优美可爱，它就神圣；你认为这个动作龌 龊丑恶，它就低贱。可以想见，人世间的绝大多数动作，都是人的意志使然，因而几乎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惠及一些人，殃及一些人，受惠的看着它可爱因而就神圣，遭殃的看着它可憎因而就低贱。

　　如此亵渎改革这两个字眼儿，国人感情上肯定接受不了，因而还是要引来典籍上的解释才能服众。

　　按照光明日报《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一文作者白钢的定义：“改革，……即‘布新猷，除旧政’，或者叫作‘变法乱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旧布新，打破常规。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笔者较为赞同这样的定义。国人想来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反驳这样的定义。既然如此，回到字里行间，看一看哪个字不能替天行道，除恶安良，又有哪个字不能助纣为虐，祸害一方？圣人为之则为福，鬼魅为之则为祸；慎思谨行可为喜，草菅社会必成灾。就说这两个字，谁敢断定他神圣？又谁敢藐视它的功力？

　　如果更多地从改革主体的主观意识来衡量，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是统治者为了解脱自身的财政危机，统治危机甚至生存危机而不得不为的自利选择，与造福一方百姓的意愿无关。实施得有章法，改革就得以成功，而小百姓也受惠于食物链生存法则才得以休养生息。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出于自利目的而改革且取得成功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好的改革。而如果实施得草莽轻率，改革就失败，小百姓生存状态更趋恶化，统治者的危机也没有解脱，甚至寿终正寝。这样的，一个利益集团出于自利目的而改革却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就称之为坏的改革。统而观之，好的改革，坏的改革，从主体的主观意识来衡量，都没有神圣感可言。

　　然而从唯物史观来看改革，大自然的进化，人类历史的演化，无不是食物链规则平衡作用的结果。改革不论好的坏的，都是规则在暗中牵引着主体集团主观意识而为的，顺应了规则，就是顺应了发展的规律，这时的改革就带有了历史性神圣的意味。而有时的改革，虽然动因是受规则的牵引，但改革主体却认错了方向，逆规则而动。这时的改革就不会再神圣。比如王莽的新政，比如袁世凯的复辟。

　　其实历史上不管好的改革坏的改革，其进程真相，绝没有我们现在国人想象中的那种光环。

　　秦孝公6年的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彻底最全面有效的一次改革。郡县制、废井田、连坐制、户籍制、统一度量衡，为成就霸业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然而任何人看到司马迁为秦国统计的业绩——左手提人头，右臂夹俘虏：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想来无论什么样的臆想光环都要淹没在这血光之中了。这样一个最“好”的改革，也无非是满足了统治者的霸业需求，于民生无益，甚至有害。

　　秦国到始皇帝时的改革也是令国威大振的。当时秦地总计2千万的人口，“秦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修造墓地的20多万工匠役卒在葬礼完毕之後，全部封于墓中，死于非命。”国威的大振是以皇权可以压制诸侯，可以肆意斩杀生命为制度基础奠定的。

　　汉武帝改革官制，加强皇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却在威加海内的同时，穷兵黩武，民生凋敝，汉朝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想若冤魂复生，当不会如我们今人那般对他们遭遇的改革欢欣鼓舞吧？

　　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颁布了元朝的第一部成文法《至元新格》。以这部法律为纲领，忽必烈的行政改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然而正是这部法律规定：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只罚一头毛驴的价钱。汉人娶妻，新媳妇的头一夜要给蒙古保长……，公开地宣布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也正是这位忽必烈“屠杀了中原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屠杀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把这些血淋淋的数字和改革二字联系起来，温室里成长起来的当代国人恐怕要毛骨悚然了。

　　血淋淋的数字与改革两个字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是改革消减了这可怕的数字，还是改革催生了这可怕的数字？是否无论数字怎样血淋淋，改革总是不得不为？或只能如此而为？这些问题在笔者的笔下是不重要的。因为笔者展示这血淋淋，根本不是想要否定哪次改革的必要性，而仅仅是要向身边的草民同胞揭示：改革两个字本身从来没有发散过光环，你看它有光环，那是对汉字理解的错觉。

　　既然没有光环，既然不一定凡改革都神圣，那么任何一个自身利益和改革密切相关的自然人对任何一项改革举措为什么不能品头论足？为什么不能想赞同就赞同，想反对就反对呢？为什么一说赞同，就接纳为同志，一说反对，就号召全国人民对谁谁谁“保持警惕”呢？

　　写作本文之前，笔者还曾拘泥于“改革具体措施都可以否定，而改革方向不能否定”的僵化意识泥潭，而写作过程真的是启发思维的过程，写到最后笔者忽然醒悟：正是因为对“改革”两个字的“不容否定”，才导致了明知道某项改革举措完全失误，还宣称要在“不断深化”中解决问题的可怕的一意孤行；也正是因为对“改革”两个字的普通动名词性质认识不清盲目崇拜，才导致了把改革主体动作的错误，当成了改革“遇到的”客体障碍。这危害可大了！就像作为主体的法院如果错杀了一个人，家属来申诉，我们就把家属当成了执法的客体障碍也要除掉一样，那这个法律体系可就荒谬了。

　　说了那么多似乎“反对改革”的话，其实笔者和更多的草民大众一样，是做梦都想着能够早一天开始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改革的。因为正是中国的草民大众最需要改革，最需要通过改革革掉自己的苦日子。而今天推动改革的主体机构——政府，已经是草民大众的政府，她和历史上任何帝王政府不同，在她主导下的改革，将有可能是为了民生大计而进行的改革。只有断定了这一点，改革两个字才会现出光环来。而现在，由于有了既得利益集团在搅混水，在为真正的全面改革设置障碍，草民期待的光环尚难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