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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表达与文学思维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能让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更有魅力，而后者却能让一个有魅力的企业家失去成就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在最近的一次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
中国企业的文学思维应该改变。“我在北京看很多报纸，很多杂志，看完以后，觉得他们是在讲故事，情节非常曲折，人物非常复杂，最后企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完以后还是不清楚。我觉得这种文学化的思维对企业是非常有害的。”
宁董的话想必让当时在场的不少记者很沮丧。事实上，宁董针对的不是媒体，而是给媒体讲故事的企业家。他希望企业家的言谈“更实际，更细致，更数字化一些”，能使用“反映企业真正状况的描述方法”。比如，“你的融资、现金流是多少？你的投资风险是多少？你的应收款是多少？你存货的比例是多少？”等等。
宁董在做企业之前很年轻的时候就拿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且主修财务，而且随后就执掌华润、中粮这样的大企业。事实上，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是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学习怎么做企业。
所以，讲故事喊口号是中国企业家表达方式进化的必然历程。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欣慰地看到，比起早年间的超现实主义呓语来，现阶段的企业家们的言谈已经进步了许多。而且，文学表达与文学思维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能让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更有魅力，而后者却能让一个有魅力的企业家失去成就。
我们来看看20年来那些曾经活跃过和正在活跃的企业文学家们的故事，从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他们就这样一路走下来。
魔幻现实主义
大跃进时候有一句话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充分表明了我们这个被认为感情含蓄的民族实际上有多么狂热。
不带偏见地说，前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的“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应该是上述思路的延续。这位用积压的轻工产品换回飞机的时代英雄在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开始时即已摸爬滚打多年，巨大的成功让观众欢欣鼓舞，表演者似乎也因此更加天马行空起来。
牟其中至今不认为自己“炸开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温暖潮湿的气流吹进内陆”的设想是无稽之谈，他曾表示可以谅解无知者的嘲笑。与牟其中较为熟悉的人说牟需要用类似的“狂想”吸引眼球，因为他没有资本。
牟其中那么早就注意到了“眼球经济”，不能不说此人具有商业天才，问题是他讲的故事与后来张朝阳、江南春跟风险投资讲的故事不同，后者能让投资人顺着自己的目光看到利润，而顺着牟其中的目光，多数人看到的是浩瀚的太空。但是牟其中不承认资本有那么大的力量：“我去过许多地方，与当地政府官员一谈，百分之百的官员都会说，我们这里什么都具备了，就是缺资金，立马就会开出一大堆项目清单。一般人准备从事经营，首先考虑的也是资本。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思维……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等智能工具的使用，人类正在抛弃以蒸汽机为特征的机械工具时代进入智慧文明时代。根据我的研究，智慧文明时代的生产方式应该是以智慧为中心的不断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资本已失去了独处中心的殊荣，而让位于智慧了。”牟老的理论很玄妙，最后却因为融资获罪。
如果说牟其中的“文学表达”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后来的史玉柱等企业家则是以满腔热血书写着自己深信不疑的神话。
超现实主义
1992年，史玉柱最初的想法是盖一座38层的大厦，很快，在一位领导参观并建议后，他脑袋里的大楼已经变成了54层。接着，它又长到64层：“当时广州想盖全国最高的楼，定在63层，我们要超过它。我们也想为珠海市争光，盖一座标志性大厦。”两年后，又一位领导参观巨人集团，“我们大家觉得64层有点犯忌讳，集团几个负责人就一起研究提到70层，打电话向香港的设计师咨询，对方告之技术上可行，所以就定在70层。”
这幢一直在虚幻中成长的大楼成为了巨人集团的墓碑。在今天，已经很难想像一个企业的重大决策会如此诞生。
与此相仿，1996年，当秦池集团以6666万元的高价争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后，其白酒销售额从1.8亿元急升至12亿元。迅速增加的销量让秦池的老总们深信广告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年走了十年的路。”(宁董对此说法肯定也摸不着头脑)据说，秦池的高层多为行伍出身，敢想敢干。第二年，他们用3.2亿元再次夺得“标王”，集团老总豪气干云：“去年秦池每天给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那，开出一辆奥迪；现在是每天开进一辆奔驰，每天开出一辆卡迪拉克。”
众所周知，他描绘的蓝图没能实现。
而在1997年的“春都”，已经超现实到请“大师”来把握企业的未来，全体中层以上干部集体听“大师”讲解神奇的意念。此前，企业的诸多门窗已按“大师”的吩咐改了方向。“如果我和一个老外谈合资，”宁高宁在演讲中说，“说我要做大做强，翻译是翻译不过来的，我不知道怎么翻。”如果让宁董给老外讲“意念”，恐怕更是难于上青天。
早些年间，“闯大市场、干大事业、创高效益”，“大市场大发展，小市场小发展，没有市场就破产”，诸如此类的顺口溜曾经响遍大江南北，在不知道何为战略的时代，中国企业家用自己的想像描画了它的样子。
现实主义
2002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写道：“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这篇文章广泛流传，因为它说得中肯、尖锐。人们开始明白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思考什么问题、怎么思考问题。
“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80年的公司，”1999年，在自己家里，马云开始了他的创业演讲，“我们要建设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
这个后来被称为“企业领袖”的小个子男人说的话与“炸喜马拉雅山”究竟有什么不同？区别大概在于，马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知道怎么去实现它。
“生意人是所有赚钱的生意都做，商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是影响这个社会，创造价值。阿里巴巴已经过了生意人和商人的阶段，我们对赚钱的兴趣并不大，我们想能做些什么影响这个社会，创造价值，这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曾经有一些思考，比如短信是赚钱模式之一，我进入门户网站点击看了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欺诈的东西太多了。再比如游戏，2002年如果把所有资金都押在游戏上，过一两年就可以赚钱。但是2002年有一件事儿让我猛然惊醒，有一个亲戚跟我说他晚上和太太玩游戏到夜里三点钟，我又看见我儿子天天回来跟我讲游戏，如果发现所有孩子都在玩游戏的时候，一个国家会怎么样？所以我说阿里巴巴钱再多也不投游戏。”
不知道马云对企业家的分类是否受了严介和“资本家、实业家、企业家”的影响。在2006年的亚布力论坛上，这两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中极具“文学表达能力”的人先后演讲，掀起阵阵高潮。
可以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牛根生。在蒙牛，“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人格品行的好坏”，“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一个人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得多，而是因为计较得少”等标语随处可见，大多出自牛根生之口。大家所以喜欢听牛根生一遍又一遍地说，是因为他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由此可见，“文学表达”与“文学思维”并非一回事。有逻辑支撑的文学表达能让表达者更容易被听众接受，他们的被信任度也会因此增高。当马云说希望营业额能够在2009年做到100亿人民币时，没有人表示惊讶，而马云却补充说：“我们做100亿是非常难的，但是我告诉他们(员工)，这是我的目标，你要实现的话必须要有创新的模式，否则一切都是瞎掰。”“文学思维”的后果我们在魔幻现实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那里已经看到。
如果对照宁高宁董事长在《中国企业家》的专栏文章，应该可以肯定，一个人有着很好的文学功底，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一个人，只有抛开文学思维(模糊的、心血来潮的)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也才有资格在公众面前“文学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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