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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轲
许先生曾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退下来后进入一家北京环保企业并担任董事。尽管这家企业技术先进、市场前景也看好，又自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社会利益至上”的企业经营理念，但运营3年，收益甚微。昨日下午，又有一件事让正在苦恼的许先生愤愤不平。
一位朋友告诉他，山西清徐县有一家炼焦企业，创办时没投入多少钱，但年盈利高得吓人，前两年最高时有10亿元，这两年虽然差一些，仍有数亿元盈利。这家企业是当地的一个污染大户，排放的黄烟整天笼罩在清徐县上空，连土壤和河流都受到了严重污染。这位朋友还告诉他，那家企业的老板愿意花2亿元在北京买一幢楼，但就是不愿意投资几百万元建污水处理和除尘设施，对环保部门上门征收排污费也要讨价还价。而在清徐县，像这样的企业有几十家。
“这恐怕不仅仅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而是国家在对待各类资本的待遇上，太不公平了。”许先生解释说，“没错，资本是逐利的，它的本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有些法律和政策上，还存在各类资本不公平待遇的现象。”
许先生觉得，清徐县的那家企业，享受的“待遇”就是太宽了。不用负担污染的成本，自然就能获得暴利。
政策要实现对资本的公平，确实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要进行各行各业的考证，掌握资本在各个行业的利润率和流转周期，否则资本就不会合理地流动。而资本的公平又是一个动态平衡，在某个时期，可以向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倾斜。
许先生认为，国家对资本的政策，应该有吸引和挤压两项功能，“胡萝卜和大棒子”都得用上。这些具体的政策就包括税收，也包括国家的强制政策，如某些耗能高、技术含量低、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不能用了，这样，就可以把投在这些领域的资本挤出来，投入到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中去。
看来，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国家对资本流向也要加强管理。在这方面，过去强调得太少了。(作者为本报综合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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