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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刚
中国的社会精英们现在想必都很尴尬。比如说：龙永图先生、矛于轼先生曾被众多网民称为“卖国贼”，吴敬琏先生、张维迎先生则被众多网民视为“人民公敌”。
这些为了中国的发展进步呕心历血、鞠躬尽瘁的社会精英们都成了“道德严重有问
题”的人。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大尴尬，我们整个社会的一大尴尬。
这些人的尴尬统统来源于他们的公开言论。比如说：龙永图先生因谈论民族品牌的成长之道而招致潮水般的漫骂，矛于轼先生因“抵制日货对中国人没有好处”而遭到了“五雷轰顶”般的打击；吴敬琏先生因“穷人可能会走上反对改革的道路”而倍受指责；张维迎先生更是因为“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恶名远扬”。
这些人现在或许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很快就会有评论者为其“找刺”，然后就会听到关于自己的挨骂声。
一个社会怎能允许精英不公开说话呢？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精英有责任通过自己有影响力的言论将某些群体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所以精英必须说话，必须公开多说话。
对精英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我主张，有话要好好说。
10多年前，我是个爱批评别人的人。不管多么厉害的人，我都能给他们找出“错误”来，不但可以将他们驳的“哑口无言”，而且会在另外的人面前将他驳的体无完肤。我的法宝是什么呢？现在想想，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从不考虑对方谈话的初衷、场合、对象；第二，总是站在不同角度与不同层次上与他谈论本质上已不是同一个问题的问题；第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然后，迎合听者的需要，由点到面逐步深入和扩展。三大法宝的效果如何呢？效果真是太好了，把个个批驳者气的都害肚子疼，有些气得简直要吐血！纷纷向我投降说，“我和你不说了，我和你不说了！”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好些不明事理的伙伴还成了我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称赞我“替穷人说话，心地善良；打击坏蛋，聪明绝顶，简直就是圣人！”那个时候，我也总是沾沾自喜，称自己为有知，有德的人。可是，私下里一直很纳闷，“自己批驳的也很有道理呀，可是被驳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服气过我呢？我怎么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不了丝毫影响呢？”这个问题在多年之后才有了答案。那是我第一次切切实实想通过自己的言论影响被驳者，然而以往的反驳方式根本无济于事，人家对我不屑一顾。我很难受，怎么办呢？请教人呀！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几天后，我换了一种驳论方式。我不再单纯的指责对方，而是本着一种友爱与相互敬重的态度，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一些问题，去熟悉他所关注的问题，去为他的问题苦思答案，争取在此问题的答案提供方面比他做的更广、更深。终于，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的我在某个观点上影响了我渴望影响的人(我原本想着一个小时就可驳倒他)。那是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心悦诚服的接受意见。以往我总是在制造敌人，总是无法真正臣服敌人，总是希望有外力能使敌人真正臣服于我。而那次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臣服了他，改变了一位年龄比我大很多的教授的观点。那次我没有制造敌人，我交上了一位好朋友。
回首过去，我从来就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问题，或者根本就不具备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的能力，因而也就从来没有真正影响过他们。
那么评论者应该怎样影响精英呢？
我认为只要做好以下三点，不需要借助外力，就可能影响他们。
第一，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一些人和事。友爱、相互敬重的态度是一个成熟的评论人员必需的。
第二，要明确自己评论所影响的对象。现在的一些时评人员显然是搞错了对象，他们只是一味的影响着大众而丝毫没有想着去影响自己所要影响的精英。他们从不深入考虑“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不是有什么正确的地方呢？”连对方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都不清楚，怎么评论呢？所以他们的评论时常离题甚远，有时离题万里。
第三，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评论者必须具备和被评论的精英对话的基础性知识，具备获得对方立场的能力。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就在于他们对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基本上能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与根本性的认识，他们的言行基本上始终能符合整个国家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评论者，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视野、大视角，是很难对某些精英倡导的行为做出评判的。这需要好评者学习，学习，再学习；思考，思考，再思考。
人类历史上的三大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正在一个国家——中国同时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压在方方面面不完善的中国身上，中国现在很艰难，中国的政治家现在很艰难，中国的学者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能否多一份对这些精英的呵护，少一份对他们的责难呢？
我为中国祈福，为那些因为中国的的改革发展而呕心历血、鞠躬尽瘁的所有人们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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