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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思温
《我们是谁？》里，亨廷顿关心的是如何回答美国宪法首句：“我们，美国人民”的具体内涵。在亨廷顿这样的老保守派看来，美国的国族认同一直受到自殖民地以来杂多文化的不断冲击，具体表现在不同民族成分及其文化与美国主流文明的互相颉颃与渗透。亨廷顿关心的是美国如何凝聚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问题，虽然大部分其它民族进入美国后都被成功
的同化了，但是这些年来墨西哥和拉美西班牙语裔移民却成为罕见的例外。他们不但不被同化，反而使美国面临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
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国际关系中。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的方案太过肤浅，而且在历经“9·１1”的劫难后，奢谈世界一家简直是睁眼说瞎话，而新保守派极力推崇的新罗马方案也即“帝国主义”方案仿佛是天外来客，因为美国自建国以来国家凝聚力的核心因子历来不是争作世界老大的雄心壮志，不如说这种雄心首先建立在对美国民族的强大信念和认同之上。
我们在《文明的冲突》里领受的亨廷顿是位忧心于世界不同文明的“诸神之争”的悲观预言家，可惜这一预言随着世贸中心的倒塌而成为现实。正如李慎之所分析的，《文明的冲突》里亨廷顿貌似关心国际关系，其实其落脚点莫不在于国内。“文明的冲突”所带给美国国内的危机要远大于国际危机。如果美国的国族认同出现失衡，纵使国际局势再风平浪静，也难逃国家分裂的结局。
这一本迟来的著作《失衡的承诺》实际上正补充了上述两部书未予以论及的重要部分。亨廷顿早在数十年前就观察到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思想立场的冲突带给美国国族认同的伤害，但奇怪的是美国仍然能保持一定的民族凝聚力。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失衡的承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我们是谁？》与《文明的冲突》的另一个角度的精彩回答。
美国民族信念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概括起来一定包括下面几项：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下的法治。这些是相互区别又彼此相关的政治理念，它们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端于不同的根源，然而在美国精神中得以汇集且彼此强化。这些核心价值观的集中表述就体现在《独立宣言》之中。亨廷顿提醒我们，美国的核心民族价值并非只有一个源头，它融合了中世纪以来的立宪思想(而中世纪以来立宪思想的源头又更为复杂)、十七世纪以来的新教思想和十八世纪以来的洛克学说及启蒙派的思想。今日看似热闹的国族认同危机早在一开始就有思想史根源。这些并不相同的源流没有形成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非系统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使得这些价值互相之间发生冲突时，很难有更高的原则予以解决。一旦有某种价值凌驾于另一种价值之上，冲突便立刻发生，不管这种冲突披着怎样的理论外衣。而这些年来，《我们是谁？》中所分析的墨西哥和拉美西班牙语裔移民的持续增加所导致的分裂问题，则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这种危机。
书中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冲突。1969年的哈佛毕业典礼上，一位法学院研究生发表演讲，认为新一代的学生抗议活动并非以彻底挑衅美国几百年以来的传统价值的面目出现，恰恰相反，学生抗议活动反而是以一种比主流价值观更为“保守”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宣称自己的抗议行为正是为了捍卫那些美国的传统价值，而这些传统价值不断遭到社会主流的冷漠与抛弃。年轻一辈反而成为坚定的传统卫道士。
人人都宣称自己才是美国价值观的捍卫者，谁来裁定最终的是非？政治思想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形成“失衡的承诺”。亨廷顿当然承认美国能够从殖民地一直坐上世界老大的交椅，最首要的原因是美国政治价值之中的共识和稳定性因素，然而体制与理想的裂痕一直存在。亨廷顿把美国人对这种裂痕的回应分成四类：首先是道德心怀。一旦有裂痕出现，他们会从道义上通过改革消除裂痕，使体制与信念保持一致；接下来是世故心机。如果美国人道义和信念都很低了，他们便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任裂痕存在；自满心理则是信念更低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应对之策，美国人此时会满不在乎，甚至自鸣得意，仿佛裂痕真的就不存在；最后一种则是虚伪心态。既然信念全无，而又不能对现实闭上耳目，索性努力通过虚伪的“爱国主义”去改变他们对现实的认识。
亨廷顿的这段描写仿佛是摘自鲁迅小说，妙趣横生，一针见血。不过讽刺归讽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会相信这几种心态能够成功回应“失衡的承诺”问题。亨廷顿当然给出了他的一套方案，他认为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即继续信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理想，同时要告诉自己，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不过在承认优越感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这种价值观念在应用于其它社会时会有局限，而人性的缺陷使得体制与理想的裂痕将永远持续下去。美国的世界警察还要继续当下去，不过一面当警察，一面也得提防带给国内自由和民主体制的危险。
也许我们会说，这一套方案未免太小儿科，不过细细想想，谁又能给出更完满和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来？亨廷顿一直喜欢发一些盛世危言，他的忧心忡忡固然有理，但美国会不会随着“失衡的承诺”倒下去，还是继续在“文明的冲突”中存在，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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