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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芾
“虎门口的一阵枪声，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了。”
他们来干嘛？打仗？这可是雍正十年，西历1732年，据历史记载，中国和欧洲近代第一场战争还在100多年之后。做买卖？这艘船，船型，旗号，看着都眼生，何况，如今已快
过了贸易的季节！
虽然满腹狐疑，粤海关引水员还是让这艘船进了港。“这些洋人显然是第一次来广州，大都环顾四周，眼神中透着新鲜和诧异。”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月中，这些洋人坐舢板来到黄埔，在洋行买办的帮助下，建立了岸上仓库，并与各洋行展开了一系列的买卖活动。
这是瑞典王国与大清帝国的第一次贸易行为。就在前一年，瑞典才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应该是本土离东亚最远的一个东印度公司。在接下来的75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发往亚洲135个航次，其中132次发往中国。“从利润率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从来没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过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创造的赢利记录。”
因此，这次贸易对于瑞典王国，以及瑞典东印度公司派来的大班坎贝尔(一个刚加入瑞典国籍的苏格兰人)，十分重要。可是，对于中国方面，这不过是早已开展的中外贸易的一次复写，“看上去，他们和英咭利国、法兰西国、红毛(荷兰)国的其他西洋贸易船，没有什么区别。”
在我看来，这正是《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讲述的那段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一方是新来，他们要适应新的市场，新的法则，同时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已有成例，一切都将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会为一艘新船就打破规范。
在瑞典人与广州洋行的交易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正常”的事情：洋船水手醉酒后放枪，惊扰了正在广州举行的“秋闱”；在接见瑞典大班几天后，主管中外贸易的最高官员、粤海关监督祖秉圭因为贪墨而被明旨锁拿，两名与祖关系亲密的行商也被羁押审查；认为翻案机会来了的外洋大班们，纷纷趁机向广州总督衙门告状，要求免除10%的进口税。
除了发生在同一时段，上述诸事与瑞典船来广州没有任何因果联系。虽然行商被拘似乎对瑞典人的生意造成了一点儿影响，但事实上他们反而利用商人的不妙处境买到了便宜货。总之，这一切甚至不构成一个大的“事件”，它只是上百年中外贸易史上一个常态的剖面。
不过，这正好凸显了十八世纪中外贸易里的“日常生活”。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大班、行商、通译、差吏、官员，还有隐藏在幕后的遥远的北京皇帝，诸般人物在这一场贸易中扮演着份量不同的角色，在人物活动的背后，或隐或现着近二百年前中外贸易的整套程序。借助中国和瑞典各自保存的档案相映照，作者澄清了过往研究中一直模糊不清的行商、保商制度，以及在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朝廷如何羁縻和敷衍那些来华贸易的洋人：让他们寻找各自的通译和保商，如果出事，通译和保商将遭到处罚。这种制度造成了至少两个后果：一、好人家的子弟都不愿意干保商和通译；二、洋人渐渐发现，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遭到报复——板子和枷锁只会落到中国人身上，所以他们想尽方法向中国官员传达他们对税收和管制的抗议。只是，很难找到人帮他们写中文状纸，而面对的中国官吏又总是装聋作哑。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为何已有上百年对外贸易历史的老大帝国，在多年后的战争中，仍以对欧洲国家的无知令世人震惊。如果中国政府没有意愿去了解这些“外夷”的情形，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圆熟的制度将所有的信息拒之门外。雍正十年的断片，足以让我们对中西学界喋喋不休的“两个世界的相遇”有一种更为明晰的认识。
在阅读和书写历史时，我们往往容易关注一种社会形态的开始、中断、终结，或期间重大的事件和变化。日复一日的常态，总是被忽略、被删削、被隐藏。而曾经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那种写法，入口虽小，背后却仍然是“大历史”即总体历史的观念，事件之间因果的联系，未免过于强烈了。
日常生活史的写作，其实在西方学界已经算不得“另类”，甚至据说这股潮流已经出现了“危机”。而在中国，就研究实践而非理论引进而言，仍然是一种新兴的创举。
因此，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对常态个案的关注，反而成了众多历史书写中的另类。阅读这样的历史著作，不免让回看风云的宏大阅读期待一拳打空，似乎无奇便不应成书，其实，在细节与常态的咀嚼之中，自能轻轻触及历史皮肤的体温。
《雍正十年》作者的原意，也许是想强调“中瑞贸易史的第一遭”，然而对于中国本位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感受和200多年前的广州行商并无二致，这只是历史上一次不断重复的个案。不过，因为它的普通，它的不断重复，反而让我们窥见了往昔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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