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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碎片与地方志小说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9日 15:23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云雷

  《笨花》是铁凝的转型之作,她以前的作品如《玫瑰门》、《大浴女》等,关注的是城市与女性,注重个人情感幽微处的开掘。而在这部作品中,她写了从清末到抗战华北平原上一个村庄的故事,着重讲的是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乡村与农民。

  小说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戏剧化的故事和贯穿全篇的中心人物,而是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将那段时期的中国历史融入了平凡的人与事之中,化传奇为平淡,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笨花这个村庄的故事,展示了华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和世俗烟火,也为我们勾勒出了十多个别具一格的乡村人物。在《笨花》中,饶有兴趣的一点,便是将地方置于历史之上,以地方性知识来讲述自己视野内的“中国故事”。

  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中,清末到抗战这一段时期,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为时代的主旋律,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它们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定,也为新中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在《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作品中可以看出;1980年代以来,转向“新历史小说”的一些作家,开始以新的思想资源处理对这一时期的叙述,他们或突破以前的禁区(如《灵旗》),或以新的思维方式处理旧题材(如《红高粱》),或以新的叙事手法加以尝试(如《迷舟》),这些作品在解构旧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适应时代的变迁,提出了新的观察世界与历史的角度,比如《白鹿原》在梳理20世纪中国史时便突出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而《故乡天下黄花》则以权力与欲望为中心来解读历史,等等。

  《笨花》中的叙事,与“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不同,但又糅合了这两类小说的一些因素,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小说中,宏大叙事表现为向家三代人在历史风云中的选择与命运,向喜从一个卖豆腐脑的货郎,成长为一个军阀队伍中的中将,小说以他的经历描写了清末以及军阀混战的历史,向喜的儿女取灯、文麒、文麟,孙子武备、有备则以不同形式勇敢地参加了抗日战争,正是这些将笨花、将向氏家族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尤其前半部军阀孙传芳的出现,更增强了这样的效果。《笨花》中虽然也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激烈反抗,但它同样描述了一个友好的日本人松本槐多,也叙述了一个瑞典传教士山牧仁的活动和影响,没有将“反帝”做简单化的处理。另外,小说中也只在抗日这一层面讲到了共产党,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叙述,小说中的共产党人没有将向家作为军阀与“地主”,向家的仆人甘运来、长工群山性格也都十分忠厚;而从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之间,国民党统治时期被忽略了,在经典革命历史小说中,这些都是需要强调、突出的内容,作者有意无意的回避,显示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与新视野。

  “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以家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斗争贯穿始末,并成为小说结构的主要线索,《故乡天下黄花》等小说也是如此。《笨花》中写到了向家、西贝家两大家族,也写到了家族斗争——向家与佟家的斗争,但这在小说中只是很小一部分,并没有成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向家与西贝家这两个小说中重点描写的家族,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矛盾与否也不是《笨花》所关注的。

  《笨花》融合了以上小说的因素,发展出了一种“地方志”式的叙述,作者将散落在笨花上的历史碎片捡起,精心地拼凑起来,写出了其中的各种人物与乡村民俗,写出了历史风云变幻中的日常生活。在《笨花》中,一切故事都是围绕着笨花这个村庄展开的,笨花在故事中处于中心地位,主人公在笨花长大,然后或离开,或在周围活动,但离开的归根结底要回到笨花来,在周围活动的也以笨花为重要据点,在这里,笨花是故乡,是大地,“一切来自泥土,又回归泥土”。

  从“地方志”的角度,小说自然地以乡村人物和地方风俗为描写重点。乡村人物,尤其是其中的“乡村奇人”,在小说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向喜这样飞黄腾达的人物可谓奇人,向文成这样未卜先知的乡村医生也是奇人,瞎话连篇的“瞎话”、笃信基督的梅阁、从城市来的取灯,都可谓之奇人。此外,西贝小治、时令、走动儿等等,也都有独特的性格,小说正是通过对乡村形形色色人物的展示,塑造出了一组“群像”。在这些人物中,大花瓣和她的女儿小袄子的形象,值得特别注意,这是两个风流的乡村女子,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传家宝》中“小飞娥”、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儿”的影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铁凝继承了前辈作家对乡村人物的观察与思考。

  民风民俗更是作者描写的着力之处,《笨花》既写出了乡村的日常生活,也超越了一般的日常生活,而深入到了地方或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张爱玲曾说自己要写“人生安稳的一面”,铁凝在这里便写出了历史变迁中乡村里“安稳”的一面,开头对“黄昏”的描写,窝棚里的故事,摘棉花、打兔子,最后给老人“起号”等等,在在显示了传统的深厚积淀和民间文化之活力,正是这些描写,使小说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而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同时使小说在节奏上更加舒缓,在风格上更加质朴、自然。

  在这些风俗描写中,对笨花“黄昏”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小说先写驴和骡子当街打滚,然后走来一个鸡蛋换葱的,接下来是卖烧饼的、卖酥鱼的、卖煤油的,走动儿到奔儿楼家“走动”,最后“向家点起了灯,一个黄昏真的结束了”,这里的描写是舒缓的、宁静的,似乎亘古以来乡村的黄昏就是如此。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乡村黄昏的相似描写,也是同样优美动人。不同的是在萧红那里,只是对风俗人情的描写,更多的是怀念与挽留的抒情意味,而在铁凝这里,这些还承担了小说中的叙事功能,牵引出了西贝牛、西贝大治、向文成、向桂、同艾、秀芝、走动儿等人与事,这里的黄昏不只是主角,还是一个舞台与布景。

  小说的整体风格是舒缓、自然的,但也不乏戏剧性,第8章便集中写到了取灯、小袄子、向喜、瞎话的死,这些重要人物的死亡,既显示了抗日战争的悲壮惨烈,也为小说增添了波澜,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结局。

  “地方志”小说不仅是地方志,它还通过历史风云与笨花的交织,从自己的角度写出了“中国的故事”。但这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了力不从心,作者对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完整而明晰的认识,作品的细部较为充实,而整体上则是混沌的,这或许缘于作者表达的无力,却也显示出了时代的精神匮乏。但无论如何,《笨花》认真而简朴的叙述,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值得尊重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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