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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田志勇 杨永平
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建国号诏》中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至此，大蒙古国建号改元。
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绝，“东至于海
，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宝货毕来”。
说的是元大都。
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不仅商贾云集、物资丰富，而且文化生活丰富。
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看看元代兴盛一时的城市经济和大众娱乐，或许会对“繁荣”有更多理解。
发达的城市经济
众所周知，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但是，蒙古统治者“马上得天下”，要缓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和巩固政权，显然就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谙熟中原王朝长治久安之术的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即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措施：政治上，重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等，辅佐其建立各种具体制度，以充实政权。经济上，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如招集逃亡人员，鼓励开荒，军民屯田；禁止占民田为牧地，限制抑良为奴；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等等。此外，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沟通南北大运河，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和重农不抑商政策等。忽必烈的上述措施，直接的结果就是使饱偿战乱的元初社会政治迅速趋于稳定，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者只七十年”的局面(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虽然元代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突出，但以大都为首的城市经济却在其中光芒四射，令人瞩目。
号称“人烟百万”的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说：大都城人口众多，……世界没有其它城市能和它相比……各种各样的输入物品数量之多，有如川流不息的江水。就拿生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这些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大都周围，有二百个城市，距离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这里买卖货物，因此大都就成为商业繁盛的城市 (《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235—237页，中华书局1955年)。马可·波罗所记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和商队确是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运河到大都的货物确是不计其数。大都城市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相当丰富。大都“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月之资。” (《元典章》卷20《户部》六《体察钞库停闭》)至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宝玩贡品更是异彩夺目。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税为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行省，其余各行省的税收总数，尚不及大都一市。(《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大都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不仅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而且，往北连结上都、和林等地，往东北经辽阳与松辽平原连成一片，并进而联结欧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宝货毕来”(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南宋旧都杭州，到元朝时仍然是全国有数的大都会。当时“城宽地阔，人烟稠集”，“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元典章》卷57《刑部》19《礼忽儿歹陈言二件》)。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又说城中有商贾甚众，他们是如此富足，其贸易如此之巨，以致无人能言其数。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为市集之日，有四五万人携带各种食物等来此贸易。反映了杭州的繁华程度。
上都，作为陪都，驻夏时节，大批随臣、诸王、贵族及其麾下人口，军队等的到来，伴之而来的是各种需要，自粮食而布料，以及各种奇异之物，都是自远方运来的。宫廷各方面的需求，官吏能够保障提供，完全是由于商人们的协助才做到的。”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8《贺丞相墓志铭》)仅岁用粮食，据至元七年(1269)年到至元八年的统计，上都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魏初《青崖集》卷4《奏议》)。上都外城大西关设有马市，还有牛市、羊市，是北方牲畜、皮毛等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的交换贸易重地。每年春天，大批商贩蜂拥而来，以各“奇货”换取本地土特产品。元代诗人形象地描绘了市场繁忙景象： “老翁携鼠街头卖，碧眼黄须骑象来”。最近，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上都遗址外城、考古工作站房后，发掘出一处屋内两旁都是通炕的客房遗址，出土许多酒瓮、瓮碗等残片。与元人咏上都纪行诗相映证，后映了商贾云集上都的繁荣景象。元中期，上都商税收入已逾12000余锭，比岭北行省高出30倍(《元典章》卷20《户部》)。由此可见，上都已成当时沟通东西南北且具相当规模的草原大都会。
广州的繁华则被时人赞为“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贡客千家万户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孙贲《广州歌》见《(光绪)广州府志》卷15《风俗》)。泉州则有“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渊数，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窟宅，号为天下最” (《永乐大典》卷7702《至治集》)，是国内和当时世界最大贸易港口城市。
元代扬州物产丰富，工商业发展，“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 危素《说学斋集》上《扬州正胜寺记》)，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元典章》卷22《户部》8《课程·盐课·新降盐法事理》)。根据《元史·地理志》、《元一统志》，元代有建制市126个，除上述城市外，包括一些有悠久历史的工商业城市，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太原、平阳、奉阳(今陕西西安)、开封，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南方的集庆、镇江等，都有发展。运河的通航使沿河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城镇，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长芦、直沽等，临清则是：每到漕运时节，帆樯如林，百货山集，当其鼎盛时，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临清县志》)。
繁荣的大众娱乐
大众娱乐在繁荣的城市经济促成下迅速成长。大都、杭州等城市经济的繁荣，汇聚了众多行业、人口，吸引着大量的人员为城市经济服务。同时，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集中于城市，对休闲娱乐也定然有所需求，而这一需要确要有财力和闲暇支撑。而娱乐就其范围而言，有某一集团或阶层的，也有大众性的，如国内外商人，作坊主，中下层官吏及其他一些人员等。本文是针对大众性娱乐而言的。元代大众性娱乐主要则以观赏元曲(杂剧)的日常娱乐活动及以节日庆祝为主的娱乐活动。当然，大众娱乐还有一些其它形式：如摔跤比赛、放风筝等，即使杂剧，也还有另一种自娱自乐的表演(就像现在一些京剧票友的业余演出)，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是从城市经济和大众娱乐的交互影响来进行论述。
大众日常娱乐以观看杂剧的演出为主。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一书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至元二年夏，松江府门前勾栏(演杂剧场所)相邻的顾百一，有一晚做了被锁往阎罗殿的恶梦，梦见同时被抓的有四十余人，一起都被要求在生死簿上画押。还有沈家子弟，以博钱为职业，也做了与顾氏同样的梦。顾氏于是闷闷不乐，家人没有其他办法开导他，就劝他进勾栏观看排戏。而顾氏因为恶梦的缘故不敢出门。他有个叫宫奴的女儿，每当听到勾栏鼓响，就进去学唱。这天，进去不一会儿，棚屋上发出声响，众人惊慌四散。接下来却没发生什么事，大家又回到棚屋中。不久，棚顶塌压下来，顾氏进棚内想抱走他女儿，没想到女儿已经出去了，自己却被掉下来的木头砸死。死者有四十二人，内有一个和尚，二个道士。唯独演唱的天生秀全家不损一人。那些砸死的都是脑裂筋断。也有被压而得以活着出来的，说是看到穿紫红衣服的人为他们指引出路。(《辍耕录》卷二十四“勾栏压”)陶宗仪所记之事虽有些怪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元代勾栏中戏剧观众身份的庞杂，以下层社会人士为主。勾栏棚屋倒塌压死的42人中，有勾栏邻居顾百一、以博银为业的沈氏子，还有一僧人、二道士。其他死者或幸免者，大约也不外乎松江府市井中的各色人等。因此，观看勾栏戏剧当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娱乐形式。《录鬼簿》卷上说元曲在“茶坊中嗑，勾肆里嘲”，《青楼集·志》说元代“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众挥金与之”。以市民为主体的观众的审美趣味自然是戏剧的创作所必须考虑的，所以，“才子佳人戏”、“英雄戏”、“公案戏”等等迎合市民思想感情的戏剧最受欢迎。市民大众的娱乐活动同样也反映了现实的经济生活,诸如《窦娥冤》中的蔡婆是放高利贷的，虽说一直以来都不关注这一点，蔡婆就是元代的市民，她是其中一位代表，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城市市民，他(她)们的利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之所以戏剧的演出能那么轰动、感人，是因为它反映了人们用理想主义的方式解决了现实的问题，拨动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心弦。透过这个戏剧，我们可以看到元代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庞大、经济生活范围的宽广深入。《朴通事谚解》“勾栏里看杂技去，去时怎么得入去的？一个人与他五个钱时放入去。有诸般词的，也有弄棒的。”勾栏中正式演出时，须交钱才能入内。《朴通事谚解》是一本朝鲜人学汉语的教科书，主要读者应当是要来中国经商的朝鲜商人，怎样到勾栏看“杂技”是学习内容之一，说明商人也是勾栏常客。从这里也反映出观看杂剧的普遍性，以致到中国来经商的外国客商亦要把这作为学习内容了。
元代的假日也有规定，“京府州县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 (《通制条格》卷22《假宁·给假》)按照这道圣旨推算，元代大小各级官员一年之中的假期当在50天以上，那么用于娱乐方面的时间定然不少。下面主要是元代的一些主要节庆娱乐活动：
元正也叫元旦，即正月初一，就是春节，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因此，给假三天。元旦庆贺，始于西汉，历代相沿，元代继承这一传统。每逢此日，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并赠与手帕(《通制条格》卷八《仪制·公服私贺》)，亲友之间互相拜年。节日饮食格外丰盛，还要燃放爆竹。一些民族在除夕夜灯火通宵不灭，晚饭后进行各项娱乐活动，如跳舞、唱歌等。
正月十五上元观灯的风俗，始于汉，历代都有观灯的风俗，元代也不例外。元初，忽必烈即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玩。到武宗、仁宗之时，此节大为兴盛。武宗在即位后的第一次正月十五日，命起灯山于大明殿后延春阁前，蔚为壮观。在民间，大都的市铺从十三日起开始悬灯，一直到十六日，赏景观灯，游人如织。元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祀道教全真教宗师丘处机的生日，同时也宴游取乐，一路之上行人络绎不绝。
清明作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三月间；清明前一日或两日，是为寒食。元廷规定寒食放假三天，自然包括清明在内。在此期间，人们祭祖扫墓。元代大都，诸如打球、斗鸡、秋千诸种游戏沿习前代，依然盛行。但是这是富贵人家进行的游戏，贫苦人家在三月三日，“竟以菽秀秕纽圆圈，自以此圈套其首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 (《析津志辑佚》217页《岁纪》)寓志于游玩之中。
重午，在五月初五，相传为纪念屈原而设的节日。元代也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一天在大都的大街小巷有各种凉糕出售；此外，市场上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纸等物品，与江南习俗相类。南方在这天划龙舟比赛，一时间岸上的观众吹呼声和竞赛的鼓声响彻云宵。
重九赏菊，元帝在这时已从上都返回大都，在宫中举行菊节。重九盛行登高，而登高与吃糕相连，这天大都士庶以面糕相赠，市上搭棚叫卖，小贩甚至沿街叫卖。
十一月冬至日，在太史院进历后，大都市中卖新历。宰相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进贡方物。士庶人家也互相祝贺。十二月初八，沿习煮食腊八粥，不问僧俗，煮粥以后互相馈送。
经济与娱乐互为支撑
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大众娱乐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经济支持。元代虽没有像北宋时《清明上河图》之类反映城市生活喧嚣繁华的景象的画卷，但不乏如《马可·波罗行记》、《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外国人的游记及元人对城市的生活描述。如元人的文集中所写的(如前引)，沿街叫卖的小贩提供了各种风味的小吃和其他多种方面的服务，使人们在游戏、购物之后，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感受着都市生活的便捷和生活的丰富多彩。
大众娱乐及其行业的发展，体现着城市经济的繁盛，譬如杂剧及其表演艺术的商业化、节日喜庆的盛典等等，无不是城市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表现。据说当时杭州城里活跃着一支可用波斯语、汉语和阿拉伯语三种文字演唱的中西合璧乐队，(《伊本白图游记》第558页，宁夏出版社，1985年)无疑是大众娱乐发展到相当水平，又是城市经济达到了当时国际化大都会的明证。同样，大众娱乐的发展不仅是自己的发展，亦会对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起着推动作用，如前所述的杂剧表演艺术的商业化，即我们当今所谓的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本身就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又如为争夺观众所使用的招法：杂剧演出前，要作充分准备。演什么杂剧，前一日就要商量准备。一早还要挂出招子，提前做广告宣传。并要提前到勾栏中去收拾准备，布置舞台。临演前还有人在勾栏门口招揽看客。竞争的宣传，无疑也会扩大它的影响，使更多的人投身其中，或从其行业，或成为观众等等。“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过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庄稼不识勾栏》杜仁杰)，虽是一诙谐剧，但也透出了农村观众开始加入观众队伍的事实。有史可查的外国人来当时的中国——元帝国经商、旅游、定居的人很多(主要在城市)，原因不外乎元的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他们仰慕并进而参与其中，这是元在当时世界上物质财富雄厚的体现；但精神生活，包括大众娱乐在内的诸种形式应当才是他们“乐江湖而忘乡国”的根本所在。在华外国人的体验，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和大众娱乐的兴盛。
田志勇 云南红河学院远程成人教育学院教授。
杨永平 云南红河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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