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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1909年，I·伯林生于里加，是犹太木材商人之子，7岁半时在彼得格勒透过亲戚家陶瓷厂房间的窗户亲眼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始。”彼得·沃森用这句话为他的那本百万字巨著《20世纪思想史》拉开幕布。我们对二月革命并不陌生，据说那是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准备。不过，这种站在某个制高点进行的叙事在身处现场的观
众看来却有可能非常陌生，别说童年伯林，即使他的父辈们也不具备这种“全知全能”的特异功能。
伊格纳季耶夫的《伯林传》记下了窗外的情形：那些用木板做成的标语牌上写着“要土地、要自由”等口号，当军队向他们压过来的时候，人群并没有后退，很快群众和军队混在一起，把帽子扔向空中，用俄语唱着《马赛曲》，联合起来穿过涅瓦桥向冬宫广场进发。伯林和他的家人们“透过窗户”见证了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透过窗户”不仅指具体的观看位置，更象征着一种观看方式。让伯林记忆犹新的既不是那些口号，也不是游行队伍，而是他在人行道边弯腰细看一本破旧的俄译凡尔纳小说时，发现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警察被一群气势汹汹的人拖走。尽管这一刻转瞬即逝，它却使伯林拥有一种“逆时代之潮流”的力量，终身对暴力以及与之相关的学说抱有警觉。
那本破旧的俄译凡尔纳小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据《伯林传》记载，每当人们问起他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伯林就会称自己曾经梦想做一个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家，通过舷窗观察海底世界——这是一个既无所不知又保持距离的幻想，探索着世界的秘密同时又远离危险。按照王家卫的说法，“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但就是这0.01公分的距离使得他们游离却不疏离于历史现场，从而拥有了自己的叙事，并且从中获得力量坚持不合时宜的见解。尽管伯林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却学会了用细看凡尔纳小说的眼角余光观看历史现场，“透过窗户目睹二月革命”正是“通过舷窗观察海底世界”的另一种形式。类似的是，卡夫卡以游泳的方式迎接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只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则“为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列车调度员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感到荣幸”，当时他在科斯托马拉迪火车站工作，先是见习生，然后成为正式调度员。
在《20世纪思想史》里，彼得·沃森也选择了伯林、卡夫卡、赫拉巴尔的观看方式，他指出自己首先避开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和时段，亦即在于避开那些反复被聚焦的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把重点转移到那些使伯林的生活呈现出更令人惊讶、更丰富色彩的问题上。这几年，相近题材的著作陆续引进中国，如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后者也认为，“与其把有限的精力用于了解军事家和政治家，还不如钻研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的伟大作品。”不过，尽管斯特龙伯格把《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视为用小说形式来研究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他本人却选择了一种更为折衷的写法，在个人、观念、思想、历史事件、时代精神之间进行综合和平衡。
绝大多数思想史都要求读者必须对该书所谈论的话题富有兴趣，他们过于庄严的姿态常常会使一些敲门的读者受到惊吓，以至不得其门而入。彼得·沃森显然志不在此，他写作此书的计划源自一次采访，有次受《观察家报》之命采访W·O·蒯因，当他为自己能够和世界上仍健在的伟大哲学家共度几个小时而感到荣幸时，却发现身边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蒯因，甚至包括报社的同事。沃森更想制作一支“魔笛”，为此他不仅选择了“透过窗户”的观看方式，还采用文学的写作方式，两者是对思想和读者的双重引诱：前者引诱出思想的种种曲折情节，后者引诱读者走近那些曾经敬而远之的思想——《20世纪思想史》不是“征收”而是“赠送”兴趣。
我们不妨看看沃森如何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思想。在他笔下不是思想家们如何排除万难坚持研究的“励志故事”，也不再是一些与世隔绝的观念链条，而是一幕幕真实的思想话剧：由于战争对人们的肢体造成了各种损坏，现代外科整形科学得到发展，同时输血技术也得到提高；炮弹的狂轰滥炸和大量临时应召入伍的士兵，使得官兵出现精神崩溃现象，精神分析学获得尊重；许多艺术家、作家为躲避战乱云集于瑞士的苏黎世，乔伊斯在湖畔写出《尤利西斯》，达达主义就在这里的伏尔泰酒馆诞生。漫长的战线上不仅血肉纷飞，还有各种“头脑风暴”：在奥地利前线，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对《逻辑哲学论》加工润色；对面的俄罗斯，M·夏加尔在刻画负伤的士兵，N·冈察罗娃(不是普希金的那位“莫斯科第一美人”)用系列石印作品描绘敌人的航空器攻击古代俄罗斯人，K·马列维奇创作了一系列嘲笑德军的招贴画。
沃森以这种方式观看和书写着20世纪的思想，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世纪具有了另一种表情，就像在伯林看来最让他震惊的是“一生能够在恐怖中生活得十分安宁和幸福”。当然，“魔笛”并不能够给思想和读者允诺一切：思想除了“花边”还有无法囫囵吞下的内核，读者需要“导游图”可它不能代替实地考察。《20世纪思想史》使得我书架上那些杂乱无章的书籍变得有章可循，比如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阿伦特的中英文书籍、弗罗姆的《健全的社会》、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社会学的想象力》、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些分属各个学科的专著都被归队于“新的人类状况”，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了让我捧读某些书籍的契机，其中提到《中午的黑暗》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就促使我顺便读了这本早已购买但一直束之高阁的小说。
有些遗憾的是，这本厚达900多页的书重得像块板砖，如果出版社能把四个部分分成四本书出版，那就更好了，现在的情况是一本适合躺着阅读的书不得不坐着捧读。此外，该书美国版书名《现代思想——20世纪知识史》、英国版书名《可怕的美丽——塑造20世纪的思想观念及人物》，相比之下中国版书名《20世纪思想史》显得面无表情，无法凸显它的风姿，可能让部分读者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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