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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被誉为最具原创性的加拿大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管理者而非MBA》(Managers Not MBAs)，在这一本“用了4年来撰写它，用了15年来发展它，用了35年来思索它”的书中, 这位管理学界的“破坏者”对管理教育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刻下的管理教育和管理都“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中”，诸如MBA之类的现行的管理教育正在“用错误的方式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管理教育扭曲了管理实践，管理实践脱离了正常的轨迹，而它们“任何一方在对方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改变”。
明茨伯格的否定和新解(创立新的管理学模式IMPM(国际实践管理硕士项目)，以替代传统的MBA教育)，激发了又一轮的关于商学院教育是“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的探究和辩论的浪潮。
类似的否定可以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这是一项“模糊的、狡诈的，甚至还没有成形的项目(a vague, shifting, rather formless subject)”，媒体上遍布着卡耐基基金和福特基金的负责人对MBA教育嘲讽，他们认为MBA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事实上，从经济学里剥离出来后，作为一门旨在培养卓有成效的商业领袖的学科，工商管理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在学术和商业之间晃晃悠悠。一方面，它沿袭着经济学研究的模式，在经济学假设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各种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人类社会的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培养商业领袖”的预期目的，无疑令这门学科成为商业时代里“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新代言人。市场对合格的职业经理人的巨大的需求，推动MBA的学费一路水涨船高。管理教育产品成为许多院校的主要经济支柱，它成为最为市场化的一种教育。然而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它需要将“大量的技巧(经验)、一定程度的艺术(洞察力)和一些科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因此，企图用相对静止的研究方法，把商业行为的主体简化为“理性的经济人”，管理教育容易驶入背离商业实际的胡同；而过于迎合公司或个人的逐利的目的，管理教育则流于狭隘和短浅。
于是，商学院教育始终难脱如下的诘问：一、商学院的教育过于学术化，无法指导实际的管理实践，无法造就卓越的商业领袖；二、商学院教育过于技术化，而忽视了管理的艺术性；三、高昂的学费投资与毕业生实际的就业和薪酬情况不成正比。
或者可以这么说，关于商学院教育应该“教什么、如何教、教给谁、有效否”的讨论就从未停歇，而且还将继续进行着。从学界到商界，从东方至西方。
2005年10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周年的院庆中，一场“院长与总裁的对话”的圆桌论坛，让在座的著名商学院院长多少有些尴尬。谈及该如何增进商学院与公司的互动以改进管理教育，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声音充斥着质疑、抵制的火药味：“与早几年的MBA狂热相比，现在的情形正在改变，企业甚至有点畏惧商学院抛媚眼。”相近的言论和行为还来自一些财富新贵、知名公司和经济学家，如“一气呵成的博士智商低”、“刚入职的MBA的薪水定为2000元”、“中国的MBA教育出了问题”等。一时间，商学院和它的毕业生似乎都有些黯然了，这离商学院教育进口到中国才不过大约10年的时间。
鉴于此，一位管理学教授觉得有必要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以期“矫枉”，他给出了二十一条戒律；与此同时，另一位管理学教授则认为不妨反求诸己。
在古典的管理学基础上，西方的管理学派逐渐演变成一片茂密的丛林——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以及行为学派，孔茨将其定义为“管理理论丛林”。当商业的力量石壁挂藤一般地爬满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该听听中国的“热带丛林”的风雨声。如果它目前还尚只是一片小树林，或许可以多来些风雨，催生新的热带雨林植物。
(黄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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