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去

　　昨日与明日·许知远专栏·

　　一个可以被分享、可以被消费的“中国梦”：一道蜿蜒在荒山秃岭的灰砖墙、一支行进在地下的穿盔甲的大军、一座女鬼出入的大宅院、一个摇头晃脑的读书人……中国是远方一朵莲花，只适合吟诵，不适合走近。

　　——西川 《曼哈顿乱想》

　　Mark Chang是一个脸圆圆的小伙子，晚饭开始时，他正好坐在我身旁。他的微黑的黄色皮肤和扁扁的鼻子，多少像一个来自广东的小伙子。“我能听说一点广东话，但是不认识字，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他用英语解释给我听，“我的爷爷从广东来，那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

　　声音有点软绵绵的Mark是马来西亚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他在1995年在吉隆坡创办的Jobstreet.com，如今在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都设有分部，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IT企业之一。

　　Mark对于中国的印象模样，他对于中国的归属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强。他在美国的奥斯汀学院与MIT接受的教育，他说自己是一位马来西亚人，而不是我期待的“中国人”。我承认，我很少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事实上，在我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海外华人的历史几乎是忽略不计，我们对他们的情感淡薄得不可思议。

　　1998年5月，就在北京大学的过分隆重的校庆正在进行时，我在学校的阅报栏里读到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骚乱，华人被屠杀、华人妇女被强奸、华人商铺被抢劫……出乎意料的是，我对此的态度相当冷漠，仿佛那些人并非我们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杂乱无章的新闻事件，逐渐汇成了一股潮流，它表明了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遭遇。在戴高乐机场、在罗马的街道，在巴基斯坦的工厂，在莫斯科，在以色列的工地，关于中国人的命运的新闻，不断占据着报纸的显著位置。

　　在西班牙开设鞋铺的温州人，与四个世纪前，前往南洋闯世界的厦门人，有着内在的联系吗？他们仍依靠着同样的传统与情感联系在一起吗？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被他们所在国家的变动而改变？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了蒸汽船，由步行变成了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了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加强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成为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了破产的绝境，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东南亚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而移民则主要来自于广东与福建，这两个长期被视作“不可信任的南方”、“被瘴气困扰的蛮荒之地”，因远离中央政权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于是，美国人前往西部，俄国人前往西伯利亚，而中国人则到东南亚。

　　关于海外华人的描述几近千篇一律，最初的生活凄惨而悲剧，他们的勤奋、智慧与节俭似乎从一开始就震惊了他们所移居之地，但不管多么富有，他们从未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他们似乎也从未彻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大约17世纪时，散落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就赢得了“东方的犹太人”的称号。

　　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本关于犹太人的著作面世。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了很多研究海外中国人的碎片，却从未见过一本全面的历史著作，将海外华人视作一部单一历史，是全球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犹太人作比，海外华人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被种种社会动荡所压迫，远离家乡，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都在经济领域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又顽固的保持了自身的特性。在纽约、伦敦的唐人街里走一圈，你会怀疑这世界从未改变过，孙中山昨天还在这里发表演说、募捐过。

　　但是，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海外华人从未有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显现出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宗教和民族性提供的。对祖国的贸易关系和宗族关系才是海外华人的纽带。

　　长期以来，他们为自己身份所困扰，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却发现自己祖国可能并不在乎他们。他们像是生活在地铁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变迁很少留心他们。所以当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1970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1990年代初时，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意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他们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恐惧。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彼得·德鲁克不是曾经感慨说吗，华人公司的管理是未来管理研究的秘密；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到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海外华人似乎在所有他们生活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以猜测富人的财富到底几何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真正家当秘而不宣。

　　在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在1990出版《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世界未对海外华人进行过任何像样的研究。那些由家族统治的庞大的华人商业王国，是深不可测的富裕与神秘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运转着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一些类似“儒家”、“

家族制”的概念化的、似是而非的名词主导着外人对他们的看法。

　　雷丁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继续。后者相信，是宗教传统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信念与伦理规范造就了现代的经济人。那么华人资本主义将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社会动荡，政治形势，致力于使读者明白，中国人在动荡不安之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心理习惯，他们如何在完全不确定性的世界，通过家族关系获得可怜的确定性与安全感。

　　不过，这种努力似乎仍不足够。比起浩如烟海的对“欧洲奇迹”的解释，对于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显得过分简单与教条。理解海外华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行事方式，道德准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必须要回到更久远的年代。中国人的特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他们也并非天生具有商业成功的天赋，它与明朝末年中国社会就开始商业化有关系，与中国政治的独特性相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