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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亮
就其追逐明星的热情而言，国际关系研究这个行当大概和娱乐圈不相上下。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一直使人欢喜使人愁，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出版也欣欣向荣。最近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卫(David Shambaugh)教授主编的《力量的转移？——中国和亚洲的新态势》(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类新著中特别引人注目。
17位作者来自6个国家；其中包括不少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大多可被称为谨慎的现实主义者。书名中的问号有两重意思。一是提问。这些学者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地区外交关系、中国的安全策略等主题领域出发，探讨一个共同问题：亚洲是不是正在走向一个以日益强大的中国为中心的未来？二是回答。问号代表作者们就此交出了一份不太坚决的否定答案：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地区外交上多有建树；北京的利益和关注日益占据着邻邦的战略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其他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力量转化，或者亚洲将接受中国的支配。在结语中，沈大卫教授概括了几个可以平衡中国发展势头的趋势：美国在多年来构筑的亚洲安全体系中仍然如毂制辐；中日之间的历史记忆尚难以愈合；亚洲各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模式逐渐扩展；不同社会之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融合，也使得“国家力量”的定义日益模糊多变。
这个结论四平八稳，照英语俗语说来，似乎“用不着火箭科学家”的本事来搞明白。然而，急躁的读者请勿因此忽视本书的几个值得回味之处。在所谓“华盛顿特区环城圈”的政治小宇宙里，外交分析、咨询和游说活动是最为兴盛的产业；这里关于“国家力量”的话语，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一样，常常充斥着对于大国博弈、全球论衡的审美迷恋。相比之下，本书有若干章节，视野宽广，论证层层剥笋，数据运用缜密而富有创新性，对于不善于消化“大叙事”的研究者来说不啻为一桌精致健康的宴席。比如，读者会赞叹Hideo Ohashi如何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数据进行交叉对应分析，以及Robert Ash笔下如何展开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之间绵延的供应链。John Carver通过中亚和南亚铁路建设来观察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延伸和重新定义，数据并不特别，结论也可商榷，但角度令人耳目一新。Mike Mochizuki文笔向来精简，不长的文章通过对日本企业界和民间团体的广泛调查，揭示出日本对华政策下国内涌动相激的暗流；还顺带分析了美国对被日本“拖累”卷入中日纠纷的复杂心态。全书于中印关系的探讨，超越了对于所谓国力和出口优势的简单比较，而看到了中国和印度在原材料供应上的合作潜力、中国发展模式对印度的冲击，以及中国-缅甸-孟加拉-印度这条运输线中复杂的政治斡旋。毕竟，当沃尔兹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时，他并不是要把环球政治简化成实心黑白子的棋局，而是希望在方法论上可以“该给上帝的给上帝，该给凯撒的给凯撒”。
其次，对于熟悉华盛顿“环城路里”八卦的研究者，学者们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政治分歧也很耐人寻味。冷战之后，一些保守的观察家曾经将中国研究这一不大的圈子分成所谓亲华的“红军” 和保守的“蓝军”；这在《力量的转移？》中也有所反映。比如Robert Sutter和台湾的渊源深厚，他的论文《为什么中国的地区战略对美国未必是件好事》，概括了他的新著《中国在亚洲的崛起》的中心思想：中美之间难以避免长期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华盛顿的上策应该是：敬而远之、不轻许诺、站定脚跟。紧接着一贯持温和派立场的David Lampton就提出婉转的反驳《中国在亚洲的崛起不一定牺牲美国利益》，认为“中美之间的根本长期目标是互补的”。
最有象征意义的是主编沈大卫教授的微妙转向。曾留学中国的沈教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并不直接被“蓝军”视为同袍，但在著述中经常把国际国内政治都看作大大小小的零和博弈；对中国外交惯于作强硬派的解读。本书中他对中国地区作用的评论却意外地和缓，不仅间接地否定了之前对于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的一些论述，而且将地区合作和经济文化融合作为亚洲发展的重要趋势，甚至引用了“合作安全”这一颇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概念。“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并越来越与印度一起，共享地区舞台”；“现在，中国出口的是善意和耐用消费品，而非武器和革命。”对照沈教授一贯的文风，这简直是一种浪漫的表述了。读者不禁想到2003年在《比较政治》撰文评论中国政治发展时，他也一反行文黑白分明的习惯，叹息中国给予观察者太多“矛盾的信号和不能盖棺论定的证据”。也许，中国非线性的发展道路使得学者们不得不放弃以意识形态为纲的研究，去寻找有意义的预测。
中国是否在通过这一“特殊”的道路成为“正常国家”？毕竟，五角大楼刚刚在《2005中国军力评估》中指称大陆有威胁台湾甚至亚洲其它地区的能力。整部文集的基调是和缓的：中国在争取一个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学者们在中美利益的重合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部分文章、包括 Gill和 Swaine凌厉的军事战略分析，似乎都为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提供了有保留的证明——虽然有些作者这样做时颇不情愿。波洛克教授在布鲁金斯发布会上的一番话概括了观察家们的尴尬：“看看过去10年来中国的作为……美国原来老是说中国该干的那些事，什么担当国际责任啦，加入国际组织啦，遵守国际条约啦，中国都做了。中国在全力搞经济建设，在寻求和邻居们进行合作……问题是，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把中国当作东亚新秩序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参与者？”实证本身常常不能改变预设的价值观。波洛克在发言中引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汉斯摩根索的话说：疯子和神经病之间的区别是，疯子确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神经病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他只是不喜欢这个结果。面对一个越来越难想象成敌人的中国，自嘲之余，美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心理未尝没有一些矛盾。
好的分析有时不能产生痛快的答案，反而激发出新的问题。《力量的转移？》有两处引人注目的缺失，一是对“力量”的定义矛盾重重。对外，书中反映中国和周边地区对于自身利益的多重理解以及共同利益的协调，已经对此消彼长的现实主义国力观构成了挑战；对内，约瑟夫奈对于军事、经济等“硬力量”和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力量”所作的简单区分显然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对于全面、均衡的发展以及国内秩序的普遍关注。抢眼的书名似乎更像是争取读者的宣传语，而不代表中国研究已经充分参与了主流学界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另一个缺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全书对于其它国家多少都能“下沉”到国内政治力量和决策过程的分析，却没有来自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职员、农民的声音：对于各阶层的中国人，什么样的国际责任值得担当，什么样的目标值得争取，什么样的祖国是强大的，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公正的？太平洋烟波浩渺，彼岸的观察家无法即时跟踪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发展(比如外贸和内贸主管部门合并这一机构变化中可能透露的国内外经济政策的整合趋势，媒体时代民间对于外交事务的参与和论说)。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本土国际关系学者呢？有时，回答切实的外交问题也许真的用不着伟大的火箭科学家或者战略家来对“力量”进行复杂推演，而需要善于倾听的调查者对公众的渴望和政府决策逻辑的演变加以记录和总结，建立一种宝贵的、不断发展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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