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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木木/文
一线的财经记者，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神仙会”上冲锋陷阵久了，脑袋瓜儿大抵会趋于麻木。面对这种“困境”，深通(略通)经济学常识的“老记”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就作出深契现代经济学要义的最优或次优选择：或“记”而优则仕，脱离一线阵营，另辟战场，重塑新生；或大脑内存呈间歇性不稳定状，面对“形而上”的高论，往往自动失聪。
但“老记”毕竟不是入定的禅师。面对吴敬琏老先生虽音量纤细，但忧患浓烈的吁求，哪怕大脑正处于死机状态，也不免惊出一身惭愧的冷汗。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竟不知道有一些“老近卫军”正在反对改革，并已“取得了某些成功”。
赶紧上网“摆渡”一下，与“反对改革”相关的文章竟超过65000篇。大惊之余，赶紧迅速翻检。但结果却更令人吃惊：绝大部分文章，反对的是，当下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所采取的改革路径和措施，许多文章，其情也殷殷，其忧也切切；另有相当一部分，竟是对吴老先生“有人反对改革”观点的反驳，其中也不乏淋漓快意之文。而真正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反对开放，否定二十年来辉煌成就的文章，很奇怪，倒一直没有看到。
吴老先生的忧虑显然发乎真心，但庶民的忧虑，肯定也不是装出来的。两者出发点不同，关注点不同，当然也绝难相互理解。这就像林妹妹理解不了焦大不洗脚就上床睡觉、焦大理解不了林妹妹一天要刷八遍牙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试着剖析一下二者忧虑之不同，对走好今后的路，大概也不无裨益。
庶民，大抵比较现实，被某些人称之为“目光短浅”，也实在不冤枉。他们忧虑什么？过去，无非是吃不吃得饱饭、穿不穿得暖衣；现在，也无非是工作保不保得住，看不看得起病、住不住得起房，孩子能不能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存在银行里的钱又被谁惦记了，自己老了还有没有人送终。都是些最实实在在的忧虑。能够化解这些忧虑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就是好的改革，就会拥护。
而吴老先生的忧虑，层次显然就要比庶民高得多。他忧虑的是，作为国家战略抉择的改革，正在遭到置疑、遭到反对。乍一看，这实在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忧虑。但细思之，马上就会品出似是而非的味道来———改革二十多年来，不管心里到底怎么想，真正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的人，好像还真是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场改革具备了最广泛的庶民的基础。再思之，藏在吴先生忧虑背后的忧虑，难免不露出一点“小马脚”。
最近一两年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领域改革方向和具体路径的选择，遭到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置疑。让大多数人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改革措施，很难说是好的措施。而在这些领域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一些“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一些“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着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在既有路径渐失人心的时候，值得“精英”们忧虑的应该是，能否尽快找到更合适的改革路径，能否重新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能否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入；而不应该忧虑于自身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迷信盲从的彻底曝光；忧虑于自身权威的逐渐丧失。
对改革路径及方式方法的置疑，本来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庶民对改革的认识，已逐步超越了感性阶段，而渐渐上升到理性阶段；也意味着一个大国的史无前例的改革，终于开始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转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的阶段。庶民对改革路径选取的广泛参与，是推动改革深入的原动力。
此判断不空、不虚，更非妄语。新农村建设的起程便足为佐证。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什么？不是为了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也不是为了提振各地GDP的增长，显摆政绩；更不是虚与委蛇、走过场、挣面子。而是要让9亿农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成果；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的温暖。这显然是占在大多数人的立场，选取出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不但方向明了，路径清晰，而且措施得当、具体。据此，就不难看清这项改革的前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必将受到尊敬；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改革，必将受到拥护；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和改革，必将走向成功。
因此，在这样一个充满新希望的转折阶段，吴敬琏老先生的忧虑实在不值得忧虑。正如“十分尊重吴敬琏先生”的夏斌坦言，当前，对作为国家战略抉择的改革不存在争论；存在争论的是，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技巧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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