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羞辱下的蛋

　　胡斯然/文

　　一个年逾92岁的双眼失明老太太，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三次被自己的孙女婿背到婚姻登记所“结婚”或者“离婚”，而那个和她结婚或者离婚的男人，需要她的孙女婿问上半天才能确认。

　　如此视婚姻如儿戏，这种场面简直难以令人置信，但在北部新区人和镇，却是司空见惯，在那里，离婚率达到98%！

　  荒诞的举动背后，必然有荒诞的根缘。

　　人和镇因大搞开发，附近农民纷纷被“农转非”成为安置对象。而安置政策规定，如果离婚的家庭，可以分两套房屋；如果离婚后再婚，而配偶是城镇居民且无房屋居住的，还可以极低廉的价格征购12平方米的房。

　　这种将婚姻和房子或者工作紧密捆绑到了一块，并且环环相扣的政策，把多年前人们熟悉的单一“福利房式

离婚”或者“离婚”推向了一个新的极致，这里的人们不仅要急着离婚，还要急着结婚，蔚为奇观。滑稽的是，有的为了紧急“再婚”，还开出1.5万元的高价寻求假结婚“媒子”。

　　在离婚结婚事件愈演愈烈，星火燎原成一股风暴时，政策的出台者才发现这是一份存在漏洞的规定。于是在“家家损失几万元”的情况下，又紧急颁布新政策“补漏”。

　　这对那些本面临拆迁的村民是雪上加霜。原来可能的初衷———单亲家庭，往往更容易处于困难中，因而出台向他们倾斜的政策，现在反变得缺乏人情味，大有釜底抽薪之感。

　　一个理性的人，总是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突击离婚结婚”当然有各种隐患和风险，可能引发社会危机，但他们的做法并不应当受到过分的指责，相反，是政策的决策者，为什么在对类似有漏洞政策引发的闹剧不再陌生的今天，依然轻率如故，制定挟婚姻以令公民的政策，逼着人们视婚姻如儿戏？然后，再视政策如儿戏，“反复无常”，轻易“补漏”，逼着村民将其告上法庭？

　　这是一种简单的习惯性行政思维下的制度性羞辱。

　　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没有多少国家会通过政策的出台把婚姻和工作、房子等硬性捆绑在一起。然而，我国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于把公民的婚姻、工作、房子，甚至提拔等拴在一起——无论是“就业式离婚”还是“拆迁式离婚”，都是这种惯性思维、惯性政策延续的恶果。

　　“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　

　　但如今，人和镇的村民用一种“离婚”“结婚”的艰难方式，顺应着这种“羞辱”。这是一种让人最感无奈、也最易被习惯的“羞辱”。在这一事件中，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在高达98%的离婚率下悄悄变得麻木，而社会惯常的伦理秩序也遭到一次荒谬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