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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极端重视学习的价值，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学习
文/本刊记者 周 阳
“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这个曾经崇尚教育、又一度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东方文明
古国，正在掀起一轮学习的热潮，有人将之笼统地称为：“学习型中国”。
新上升通道
这一场全民学习热既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
其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构建人人享有学习和成才机会的学习型社会”。
2004年1月，全国总工会、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人事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九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的通知……
明确以个人发展为导向(而非仅仅强调国家利益)，倡导和强调知识的重要作用，其背后是初入现代化后的中国与民众素质发展之间的矛盾：
农业经济时代，只要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往后40年的工作和生活；工业经济时代，求学时间延伸为5-22岁，就能谋得一份不错的职业；而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已经成为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
激发个人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动能，无疑也是协调和解决当下社会经济矛盾的另一条道路——完全依靠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和国家财力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充分就业，岂是朝夕之功。
与此同时，近年来，公共媒体上不断宣扬的财富故事、企业家成长历程、创富英雄榜单等，也已经使民间涌动出一股“励志”狂潮，从个人自我经营方面的《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到职业经营方面的《赢在执行》等热销书籍，到各种培训班、MBA班、EMBA班、进修班、研修班等供不应求……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一些有“虚心”、“雄心”乃至“野心”的人的个人行为的话，企业的参与是将这种学习行为纳入到社会系统架构中重要因素。
傅军，全国工商联常委、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他说：“新华联集团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叫什么？就是学习与创新在每一天。”
新华联集团要求其高管人员每年每个人要做5件事，第一件事是每个人每年至少要看三本书；第二件事是每个人接受一次培训；第三是每个高管人员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15分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第四，要求高管人员每年要找行业里优秀的人做一次深入沟通。“因为不光是书本上的学习，重要的还是要跟行业里边的优秀人直接沟通，可能学习是最重要的。”第五，要求高管人员每年写一篇正反典型的管理型的案例，或者叫管理的心得。
“最近五年，我去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过12次。”傅军说。
新华联还有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培训基地，对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断地加强培训，每年培训都在30天以上。该基地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每年派人到新加坡、美国哈佛大学、清华、北大；还有一个和杭州大学组织的50人研究生班。“我们一下多了50多个研究生。”
由此，“学习”的个人发展内涵，不仅得到了最符合意识形态的认可，而且在以企业为基本社会单元(而非封建社会的家庭)的现代社会里，也正在被确认为新的阶层上升通道。
2005年的最后两天，一场规模宏大的“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在北京召开。这个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从第一届的300多参会代表到第五届2200多人，第六届超过2500人，先后3000多家企业参与其中。
“后科举时代”
这场“学习热”的到来，不论其中良莠不齐的形式和内容，恐怕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这一点可能需要回顾“后科举时代”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科举考试曾经是中国千年来的利用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式和制度，也几乎是千年来中国人通向上层社会、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的惟一方式。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本是中国向现代化转折的诸多尝试努力之一，但这一时点，也是中国陷入不知如何恰当对待知识和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长时间困惑的开始。
废除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考试，首先割断了原有的由“野”入“朝”的上升途径，摧毁了既有的社会等级流动制度。一些人开始去寻找与国家利益无关的职业，却冒着无法获得原有价值体系认同的风险；另一些中国人则将探索社会问题答案的方向转到向外国寻求知识，于是大批学生出国留学。
旁观者或许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经赞助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关于“比较现代化”的课题认为：科考制度的废除也大大改变了教育在中国发展过程的地位，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中断，引起人们就究竟哪种教育形式更适合新时代需要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一段时间内片面颂扬体力劳动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抑制人们曾达成共识的脑力劳动的价值。这一点深深影响到一个社会应用现代化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正是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就成为受到怀疑的对象；60至70年代，很多人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
长时间对就业和迁徙的限制导致个人发展和向上升迁的机制十分有限，出身、资历、忠诚度成为一个人通向社会更高阶层的阶梯。
也同样由于意识形态的顾虑，在知识和教育领域，决策层也面临解决孰先孰优和协调就业机会及社会需求的难题，大量的人口亟待汲取和运用现代知识，但领导层却在什么人有资格享受教育、学习内容和技能运用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尽管在文化水平上，在对教育的依靠上，中国曾经远远超过日本和俄国，或许也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国家。但科考制度废除后，由于特殊的中国历史背景，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迷失了多年，在现代化进程上输给日本和俄国。20世纪初，日本开始着手普及初等教育，俄国开始普及城市教育，而中国在扩大民众教育方面一直方向不明，缺乏动力。
其结果是，比如在职业上，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都会更多的考虑某些特定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对于他们来说，更换工作以便更好的发挥其特长并选择有长远发展前途的职业，是司空见惯的；考进有声望的学院和大学系科的激烈竞争性表明，在寻求最佳职业时高等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这是苏联—俄罗斯教育稳定的传统特征。
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基于个人长远发展的职业追求是改革开放若干年后才开始抬头的，因为直到改革开放到一段阶段后，人们的选择才开始慢慢变得多起来，更加自由起来。
但究竟哪种教育形式更适合新时代需要的问题，因为传统的突然断裂和意识形态的曾经干扰，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职业教育热，到90年代初的迷信专业方向，再到90年代末名牌大学热、留学热……直到前不久，还出现了大本学生毕业后到技校“回炉”的现象。
可见，我们仍一直处于“后科举时代”的迷茫中。或许这一轮尊重个人发展、释放个人意志的学习热潮中能沉淀下某些东西，让我们更加懂得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到底应该如何依靠知识。
科举后遗症
不过已经有一些现象令人担忧了。
伪书横行。据统计，2005年像《水煮三国》、《细节决定成败》等老字号励志类经管类畅销书依然热销。但2004年底已被揭发为伪书的《没有任何借口》，继续高居畅销书排行榜。2005年5月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叫停19种伪书，其中大部分为经管励志类图书。所谓“伪书”，与“盗版”不同，它们都出自正规出版单位，有的还是知名的出版社，销售也都是通过正规的新华书店等渠道，但假冒引进版，假人写书等。
概念盛行。这恐怕是惟一不便举例的现象，但其正是“伪书横行”的精髓所在。只需要把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或者《心灵鸡汤》当作解剖台上的小麻雀，编纂出不下十本《没有任何借口》，或者不下十次的在讲台上“忽悠”几个小时，事实证明不成问题，也不必有任何的实操经验。
天价讲课费。“我的讲课价格比较高的，讲一天课需要付10万块钱。”如果这位咨询师说出的价码没有夸大的成分的话。
……
但不论如何，中国学习型社会的气候正在形成，每个人都在如饥似渴的学习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比起不尊重知识，或者只能接受某种知识的时代已经现代化了很多。但是，尽管当代人从没有经历过科举考试，上述现象背后体现出的狂热竟颇有些“科举遗风”。
一次以企业管理为主题的演讲现场上，演讲者在台上慷慨陈词儒学啊、三国啊等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玄妙关系，台下则坐着三五个亿万富翁，上十个千万富翁，还有不知其数的百万富翁，以及更多希望成为富翁的人。
“很多人参加那样的培训，他们都是自费的。但是来参加过训练的，有很多人仍然还是一个穷光蛋——”演讲者说。
在这个学习型的社会中，不知是否还会上演一出出“暴富时代的范进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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