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皇的城市赴新

　　文/本刊记者 周 阳

　　我们所要保护的，应该不仅是“文物”，还有“文化”；而“文化”，应该同时意味着一种“生态”

　　许多中国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城市改造运动”，尤其是针对旧城，已经从原先的 点、线，连成一片，攻势迅猛，来势汹汹。

　　2005年12月，天津和平区劝业场旁。如果不是踏在这一片废墟之上，我们很难相信仅仅一墙之隔，昔日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成片的典型天津民宅已经被夷为平地，只有通向劝业场的石门楼还矗立在那里，上面的“××里”虽经风化仍然依稀可见。

　　一位老人用天津人特有的贫劲儿告诉我们：来了天津，就不用去

伊拉克了！

　　而2006年元旦的北京前门大街也好不到哪里去，街道两边，凡有橱窗的地方都贴满“拆”字，凡是商户都在大声吆喝着放血甩卖，不似天津，北京前门大街倒是一派似乎战争即将来临的势头。走到胡同里，早已是人去巷空，只有墙上的拆迁动员口号，搬迁公司、房屋中介公司的小广告，和不时穿行于被遗弃的胡同里的垃圾车，告诉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不久之后，天津劝业场后的废墟同样也会在这里发生。在前门交通银行边的一片空地上，已经停放着一辆推土机。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英国文物建筑学会在总结该国上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作的总结：其所造成的破坏，对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之破坏，远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炮火摧毁的还要多。

　　据媒体报道，上海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普陀区建民村改造工程已于2005年12月底正式启动，将建成为5.5万平方米的绿地和功能完备的现代高层居住空间。

　　奔赴陷阱？

　　这难道不是一个老现象，老问题吗，即所谓的旧城改造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如同上个世纪50年代，关于北京城曾有过的大讨论。

　　50年来，古城保护方面，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已经摸索出许多可以借鉴的解决之道，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就被人们津津乐道；北京也于近年来相继制定《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

　　实际上，在前门一带走访的过程中，也已经发现一些深藏在民居中间的标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的确没有遭到拆迁。

　　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大妈告诉我们：这个不会拆的，文物怎么能拆？就是为了留下他我们才必须要搬走的。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令人费解。大妈说：以后这里是绿地广场、观光旅游的地方，这些文物都是给老外们看的。“就是没有我们这些会站着眨眼的家伙了。”

　　为了保护文物，所以才要拆民居改造旧城，这种说法应该是有些偏颇的；这些老房子从物理状态来说，论破损程度，拆掉也是有理由的。

　　不过，三里屯也拆了啊。当我们赶到三里屯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

　　这里曾经孕育了最早一批北京小资，见证了一个阶层的兴起和生活侧影。而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只有喷在路边墙上龙飞凤舞、肆意奔放的抽象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彩色图案还隐约能够让人找到三里屯曾经的放浪形骸。

　　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坑，巨型机器和建筑工人。

　　即将从这个大坑里生长出来的是所谓的新三里屯建筑群，来自美国、日本等地的建筑师将在这里一展身手，显示他们将如何把从不同染色体中发育出来的各色酒吧糅进一个个依照东京、纽约模式建造的庞大建筑的肚子里。

　　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新三里屯，首先它还没有出现，我们没有权利评价一个还不存在的东西；其次，尽管从规划图上看，她有理由充满建筑艺术的美，但是我们心中的三里屯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物，它应该是一种生活形态，一个微缩的城市生物圈。

　　夜色已近，彩灯初上，在残留的酒吧店前，各色人等，三两成群，来来往往。一个扮成小丑状的鬼子对面走来，手上套着几个彩色呼啦圈，擦身而过的时候，对身边的人们友好的“嗨”一声，嘴角挂着闲适的微笑。

　　从三里屯真正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涵义的地名到现在，不过20年的时间，如果这也算是城市赴新运动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时代喜新厌旧的程度恐怕有些太严重了；而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时间之于三里屯和前门，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是能否给某间房子贴上文物的标签，那也似乎太简单了。

　　这一点在我们回到改造一新的琉璃厂后才能真正明了。

　　北京琉璃厂街的保护与整治，是拆去原有的老建筑，参照琉璃厂街市极盛时期清代乾嘉年间北方店堂和民居的建筑艺术风格，选用北方几种典型的店铺形式来进行设计、重新建造的。这种所谓的保护法甚至引发了全国各地“仿古一条街”的热潮。

　　现在在很多专家眼中，北京琉璃厂已经成为国内公认的“反面教材”；从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看来，也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琉璃厂的败笔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它的没落。即便是在周六，走在琉璃厂仿古的街上，寥寥寂寂。这里的保安告诉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而此刻，在城市东边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正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时候——而从历史文化的厚重程度，潘家园和琉璃厂是决不可相比拟的。

　　文脉断了，就这么简单。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确比以往更加重视保护文物，但是却忽视了善待文化传承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在这一点上，前门和新三里屯都同样可能面临琉璃厂的问题，而后者都还没来得及论资排辈等到成为文化遗产的那一天——50年后，我们怎能还不明白，拆城所面临的不是简单的文物保护和城市现代化之间的老矛盾，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尊重文化的繁衍——而不仅仅是利用文化的符号。

　　我们这才明白那位胡同大妈话中明明透露的酸味，实际暗藏着一种扭曲错位和对立情绪：保护几个特色文物，留着给人看，说这就是北京，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不真诚的保护

　　这些也不过还是老生常谈。因为有真正的专家在，所以不会完全没有人呼吁提及；因为有专家不断的呼吁提及，所以政府官员、地产商人和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理儿，都会如此的表态。

　　但问题是，很多人仍然需要做一些命题的偷换——将文化保护置换成文物保护，因为保护一项物质有形的东西，除了比较容易办到以外，还往往能带来可以有看得到的利益。

　　以天津为例。在过去的两年中，天津房价的涨幅几乎与上海比肩。根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天津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和外来需求极少，助推房价上涨的主要是拆迁带来的本地需求。

　　据了解，天津房价的这一轮上涨始自于2003年，而天津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也正是始自2003年，这并非偶然。2003年，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调任天津担任市长。戴到任之后，以海河周边未来15年的收益权作为抵押，天津市政府获得了将近1500亿元的银行贷款改造海河沿线，而天津旧城区的集中改造也旋即上马，大规模的拆迁就此拉开帷幕。

　　当然不止天津。2004年始，地处中原的武汉市楼价也节节上升，同比增长曾达到20%。国土资源部的一份报告认为，“旧城改造拆迁计划的逐步实施，以及居民对房地产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形成强劲的市场需求”，是促使楼价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借助实力雄厚的外来资本推动旧城改造，并拉动本地投资积极参与，已成为武汉市政府近年来的一项既定政策了。

　　在深圳，“旧城改造对房地产的持续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深圳市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王锋博士说。

　　可以理解的是，在文化保护和传承问题上，各地方政府面对的是城市发展的紧迫命题。在这一过程中，只要用技术手段简单处理好了文物，就可以了。一片被绿地包围起来的真古董、假古董，建一个博物馆，修一个纪念馆，再或者来一个整体搬迁。

　　而房地产商们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更加驾轻就熟了。尽管房地产商常常为改造项目的成本叫苦连天，但遇到王府井、西单、前门大街和三里屯这样的项目定会三缄其口的。

　　还以天津为例。海河改造工程的推出，需要进行巨量的旧城拆迁，引来金地、富力、阳光100等中国名列前茅的地产商悉数进军天津，地产巨鳄合生2003年一次性在天津拿了2万多亩地，到2004年中旬，又吞下了4万多亩土地，总共达到6万多亩，合40平方公里，几乎是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区规模。

　　而北京，看得见的就有东方广场、崇文区改造、平安大街等项目——如此，我们已经很难从纪晓岚故居如今的尴尬位置，感受到当年那份才情了——这还只是一个“至少”的例子。

　　房地产商不可信；城市原住民们应该是最有诚意保护自己故园的吧？

　　武汉江汉路，一处百年老宅即将为建过江隧道而拆迁。知道我们是记者后，四五位住户将我们团团围住：“拆迁可以，这个地段市场上什么价，就相应给我们什么价！”“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不问，没有人说这里的历史。

　　也许是北京人整天生活在文化堆里，所以对于历史文化总能够自觉地挂在嘴边。“我们愿意自费修缮自己的房屋，不需要政府出一分钱。”不少四合院房主表示，如果自己的院子得以保留，除了会自费恢复老宅原貌，还计划将宅内家居、家饰全部置换为民俗风格，以开发旅游资源——这里面多少透露的重商意识，令人仍然不由担忧：如果北京二环内居民需要活给别人参观的时候，那种“文化”恐怕也是很虚伪的吧？

　　建筑学家和文物保护家们又如何呢？

　　天津赤峰路72号，一座天津近代史上保存完好的法式洋楼被各色中国

瓷器碎片包装一新，美其名曰是用“中西合璧”的方法保护历史，传播文化。据说，贴在洋楼身上的碎瓷片也都是货真价实的文物。

　　我们见到这座小洋楼的时候，早已面目全非，路过的天津人都不由侧目惊叹眼前的“怪楼”。而正是这座古瓷怪楼，天津市政府对其寄予厚望，希望打造成为天津市的洋楼新地标。

　　可叹的是，当地媒体上，没有一位专家学者对此怪楼提出疑问。

　　赴新易，复兴难

　　必须申明的是，我们决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是不顾民生疾苦的一味唱高调。

　　也有专家学者看到了问题的存在，提出了所谓的“城市复兴”的新理念。

　　青年建筑师吴晨是国内较早提出“城市复兴”概念的。他认为，旧城保护和整治更多的是一种物质环境或体形环境的改善；而城市复兴是综合的，在精神和物质上是双重的，它不仅包括了旧城保护与整治的全部内容，还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与文化等社会范畴的一种全面的建设。北京大栅栏地区的城市复兴研究就是吴晨带着清华学子们完成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新兴的来自国外的理念对于前门大栅栏一带的改造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又一次“拆城”的开始。

　　或许我们应该更加有耐心一些——是在拆之前更有耐心一点，还是在等待复兴的时候更有耐心一点呢？大概还是现代化的心太急切了吧。

　　现代化犹如潘多拉的盒子，充满物质欲的吸引力；但打开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恐怕必须更加真诚一些——如果还不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条件，就必须承担无法挽回的结果，我们是否能够勇敢地做出更加保守的选择呢？

　　在北京的故宫里，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从天安门到午门之间，是一段所谓的商业区。中国古迹的商业区都是千篇一律的，贩卖的大都是纪念画册、手工艺品、方便面、牛肉面等。看多了，恍惚间觉着古迹也有点假了。但故宫的商业区总有些“新鲜”的玩意儿：不仅能看到秦俑展览、清代后宫、太监生活展，千里迢迢时光穿梭来这里做秀的还有“一代名妃杨贵妃”，“埃及贵妇”等的所谓展览。展览前，探头探脑的人还真不少。

　　这是普罗文化中非常现实的一面。

　　中国的很多古文明景区还会出现这样一幕：香炉、佛像上沾满了成色各异的硬币。这种因为相信某种吉祥的祈福而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恐怕起源于几千年来中国民间的巫道风俗。这一幕同样也发生在今天的故宫里。

　　不仅如此，现如今，有人往里扔硬币的同时，还有人就在一边候着给捡回来收入囊中，充其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围观。这难道是现代化文化的另一面？

　　近20多年，现代化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但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有几百年，而我们在短短几十年中，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无论是鲜花还是陷阱，我们都缺乏足够的消化时间；很多事物来不及消化，就消失了，未免有些可惜。

　　在这一点上，文化的保存和复兴恐怕是不能和经济领域的事儿相比较的，时间的延续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恐怕不是哪一届政府，某一些善意的地产商人，或者留恋过去的百姓能够左右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城市赴新的路上一往无前，文化的复兴恐怕根本就没有时间了。还是从容一点吧——哪怕明天就要开奥运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