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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在努力地辩解，一种人在不停地表现。而一个好的领导一般都会尽力表现，少去辩解，敢于负起责任
文/张国庆
在美国历史上，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杜鲁门是一位典型的“主动-积极型总统”，
这种性格的核心品质是能够综合过去的经验，或者说能够坦然地看待生活和事业中的种种挑战和困苦，能够自信地做出人生的种种决策。而他之所以会成为“接近伟大的总统”，也是与他的这种放得开的决策思维分不开的。
还是在少年时代，杜鲁门就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一种新式的诙谐，一种“包含着完全的笑，包含着对自我命运的欣赏和挑战”的生活态度。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继续肯定自己，并且找到了一种自我安抚的方法，那就是在心里永远不要想着“遗憾”的事，这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敢于对自己所作的事情负责，而不过多地注意前进途中遇到的障碍。
杜鲁门本人对自己的积极的决策思维也非常看重，并始终把总统的经历视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决策事件，有意思的是，杜鲁门《回忆录》的第一卷就题名为《决策年代》。1958年，归隐后的杜鲁门曾经这样谈及他的决策心得：“在我一生中每当需要决策时，我便做出决策，然后忘掉，去干其他事情，在任总统时我也是这样的……假如你在一项决策中犯了错误，你可以用另一项决策去纠正它，然后再前进。”对杜鲁门来说，这种以决策为中心的风格意味着他在不断地促进反馈，而积极的反馈则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会，使他得以迅速成为一位称职的国家领导人。
事实上，杜鲁门之所以为后人所敬重，他的历史地位经由时间之河的冲刷而不断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有效的管理者”，一个敢于并能够负责任的政治家。用管理学家的话说，“有效的管理者”总是会为事情的结果负起个人的责任，不轻易把麻烦传给别人，而在杜鲁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则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buckets stop here！意思是问题到此为止，不再传给别人。这成为了许多领导者的座右铭。
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世界上可以说有两种人，一种人在努力地辩解，一种人在不停地表现。而一个好的领导一般都会尽力表现，少去辩解，敢于负起责任。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媒体常常会把杜鲁门和小布什总统进行一番对比。每当布什为伊拉克战争进行口干舌燥的辩解时，就会使人自觉不自觉地想到杜鲁门的“无遗憾的决策”。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决策思维和领导态度，代表着一种自信，一种从容，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而进一步说，那些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也存在一个决策形象的问题。它树立的是一个更愿意负责任，较少辩解的国家形象，还是较少负责任，更热衷于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进行辩解的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它的美誉度和可信度。
在谈到美国的形象和对他人的吸引力时，约瑟夫·奈将其归结为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综合体，认为它部分依赖于文化，部分依赖于国内政策和价值，部分依赖于外交政策的实质、策略和风格。尽管这三种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却只有外交政策实质和风格才是最容易变化，也是最容易受政府掌控的。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方面。这也正是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学者反复劝告布什政府要加强软实力的培育、改变外交风格的原因所在。而对布什来说，总统任期的最后三年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会否在世人瞩目的伊拉克战争、《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做出无遗憾、有自信、负责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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