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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消息：2005年毕业生就业状况：平均月收入比2年前多37元。尽管千元以下的薪资概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低薪时代”已经事实地风起云涌。
此前一项调查也显示：2005年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的月薪在1580元左右，较之2004
年下降16%。有专家预测，继2003年大学生遭遇就业难后，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将比2005年降低22%左右。
经济学家南希·佩里论说工资薪酬时有句名言：改变公司的工资制度是在冒一个大风险，然而不改变它则是在冒一个更大的风险。当全中国的企业普遍以低廉的人才价格购买数倍于世界人才培养价值体制下养育的大学生时，这个“冒险”比资本的投机更快乐，但就宏观经济而言，这个“冒险”比就业率和经济增速更危险。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然而，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产业链上的市场身价却连年贬值，这个悖论难道真是某些经济学家鼓吹的所谓“低薪即经济理性”的物语？“低薪时代”，这个在全中国劳动者还未曾享用过“高薪时代”大餐的前提下就飞速到来的名词，是怎样的一个寓言或者一个咒语？
有人说，在“低薪时代”，还是有些人的薪水如股市绩优股般一路飘红、让人羡慕不已的，但是无法回避的是：整个就业领域，薪资低廉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结构性事实了，大公司非“精英”不取、小企业貌似“亲和”也各有讲究，于是低薪成了最爽快的撒手锏：企业将大学生视作廉价劳动力，利用阶段性供需不平衡的时间差去人为压价，这则寓言的结果是：人力资源的极端浪费，很可能使大学教育苦心经营起来的良好局面有朝一日面临崩盘的危险。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不能幻想它用薪水去担负社会责任，于是，政府部门对大学生薪酬价格上的监管或许是最后的防线。人才需要市场化，但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决不能成“袖手”。某种程度上，大学毕业生身价贬值，也是迷恋城市的惯性就业观造成的。在缺乏就业理性的时候，城市就业日益相对过剩，招工企业自然也乐得压价。
这是一个利润“水涨”薪酬却不“船高”的翻版咒语。如何对待就业者工资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道义和经济逻辑的问题，它也事关社会和谐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低薪时代”使得教育投资找不到回报的平衡点，现在一个家庭要投入15万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却低薪或超低薪就业着，民众必然会对教育的价值产生质疑，归根到底，自主创新能力怕是很难有全民的“物质保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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