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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洁
新春假期，半个香港移动了一次。
各口岸录得六百五十万人次的出入境记录，宛如一半的港人到了外面转了个圈儿。这六百五十万人中不少人到了海外旅游，但更多人回了内地与亲人团聚。连笔者这样不爱在
春节动弹的人，今年竟也凑热闹与朋友结伴往广东一带，探亲访友之余又顺道探幽寻古了一趟。不去也罢，去了倒忽感中国人的许多老话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比如说三代同堂，今天不是其乐融融，而是感触万分了。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饭店，三代同堂共度岁晚，是中国人春节最多见的场景。放在过去，这样的场景应该是高堂在上，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祝福。祖父祖母们拿出压岁钱，一边派着红包，一边说些快快长大、天天向上之类的话。中年的叔伯阿姨居次，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教导尊老敬老是他们的责任，身体力行地张罗晚宴的也是他们。小辈们敬陪末座，接过压岁钱的同时，也接过长辈的教诲和鼓励。中国人的春节，是尊卑有序的日子，是文化延续的日子，也是价值传承的日子。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春节晚宴，三代同堂的场景早已大大地不同了。如今的晚宴，最沉默的是祖父祖母们。他们即便有能力从口袋里掏出几封厚厚的压岁钱，也不能在饭桌上多赢几分尊重。他们往往带着几分赞许甚至有些谦卑的笑容，听着儿孙们的高谈阔论。放眼看去，中国的儿童如今往往是饭桌的主人。从六七岁到十六七岁，中国的孩童们是家庭中的“先进”代表，他们满口最新的网络语言，晓得最酷的明星人物；他们在性征还没有完全发育之前，已经开始指导父母的情感生活。在他们的眼里，不要说祖父母，连他们父母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感受都是不屑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们是属于外面那个色彩缤纷、变幻无穷的现代社会的。而他们的祖父祖母、叔伯阿姨则早已被现代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可是，这能怪他们吗？当许多祖父祖母辈活在自己年轻时代的信仰、作为的懊悔和遗憾之中的时候，当多少叔伯阿姨试图抓住青春的尾巴，努力为自己的中年生活增添财富和浪漫的时候，我们的儿童在朦胧中感到了他们青春的价值，感到天赋的资源和骄傲。毛泽东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而今的孩童却好像早已知道，“世界不是你们的，而是我们的”。
于是，退休的祖父祖母们，如今是那么努力地希望与自己的儿孙们接轨，他们数着广告代言人的名字，希望洗刷掉一点“老了，与社会脱节了”的不光彩，希望证明自己即便不喜欢超级女声，也掌握了些许市面行情、社会潮流。可惜，那些名字都是老年健康食品的代言人，起不了丁点的让后辈们肃然起敬的效应。谁能想到，如今只有抛出几个当红网络小作家的名字，只有说出时下博客的最新动向，才有可能被儿孙们另眼相看？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春节晚宴，最焦虑的是叔伯阿姨们。既然祖父祖母们已经失去了可以自傲的价值和经验，叔伯阿姨们也就失去了传承的角色。而经历了二十多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迁，叔伯阿姨们无疑尝到了缺乏学历的苦头，历经了竞争的残酷。在他们的心中，为孩子们打造美好的未来，以便让他们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变为最大的心事。于是，小康之家的饭桌上便出现了哪间国际学校最好，哪间英国中学的招生最弹性的话题。当然，这些又是我们那些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时期、社会主义理想的建国年代的祖父祖母们无从插嘴的话题。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九十年代以来仅福州一地，就有三万余未成年孩童远赴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英国、瑞士、马来西亚等国留学。根据英国的统计，仅2001至2002年间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增长幅度就高达40.8%，2003年正在读私立中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已近7000。不但如此，小留学生潮正在被国家喉舌正当化、主流化。去年十二月中开始，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隆重推出一套20集电视连续剧《小留学生》，旨在为小留学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争论奠定基调，在刻画“青春阳光、淡淡郁美、华洋爱慕”之余、替小留学生树立正面形象。据说中央电视台也是借此反驳《青年时报》所指出的小留学生多为学业极差、无法进入重点高中，出国之后斗富比阔、同居怀孕等“垃圾学生”的问题。可见，内地的小留学生正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而孩子，不但是家庭的未来希望，也被视为国家未来的支柱，我们的孩子哪有不骄傲之理？
梁实秋说，“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用这句话来说今天内地的家庭关系、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不但确切，而且具有新的意义。
不知道十年后中国人的春节晚宴会是何等的模样；不知道饭桌上谈的会是中国的超女，还是外国的超女？不知道是用中文谈，还是用英文？
(作者系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硕士，著有《寻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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