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过其实的科技威胁论

　　文/Sebastian Mallaby

　　五年前中国招聘了萨文迪(Gavriel Salvendy)，一位来自于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美国科学家，组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业工程系。萨文迪不会讲中文，用他自己的话讲：“很抱歉，一个字也不会讲”——但这根本不是问题。在他创建的系里，百分之七十五的课程和百分之百的教材用的是英文。

　　清华是中国的顶尖科技大学，在萨文迪履新之前，就有着走向世界的雄心。教授们只要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就可获得700美元的奖励。在2001年，他们共发表了800余篇。萨文迪将这个奖励制度加以扩展，使之也适用于研究生——虽然相对来说是很小的数目，只有125美元，但仍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因为清华一个研究助理的标准月工资大概只有60美元。很快，学生们的不懈努力就化成了一篇篇与教授共同署名的论文。到2005年，清华的国际期刊发表量已是原来的八倍。

　　萨文迪对清华的科学家们不久会问鼎诺贝尔奖充满信心。而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却是个更加惹人关注的问题。美国的科学团体，以大型的研究类大学和高科技公司为首，已说服布什总统增加对数理科学的投入，实施“美国

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倡议这一计划的初衷之一，是要保持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当然，政府对数理科学的慷慨解囊无可厚非，但对于来自中国的此方面威胁却有些过于担心了。

　　数理科学的鼓吹者在国家竞争的问题上已经喋喋不休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国家科学基金会曾预言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出现短缺。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宣称：“如果一个非友善的国外势力欲趁美国现存的教育质量平庸问题之危，我们大可视之为战争行为。”然而美国经济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却芝麻开花节节高，相反，据信更加科技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却裹足不前。

　　但这些事实并未使那些为科学游说的人闭嘴。根据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美国竞争力计划”的发起者——最近的报告，“当其他许多国家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领导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石——科技，却在逐渐被腐蚀”。另外，关于科技下滑和经济衰退的联系也是言之凿凿，因为“百分之八十五的美国人均收入增长来自于科技的提升”。

　　但令人难堪的是，这些论点并站不住脚。当经济学家们说科技能改善生活水平时，他们并没有说科技本身能做到这一点。真正起作用的是科技渗透到经济发展中去的途径：风险资本的取得、工人的适应能力、公司的管理质量、政府决策的技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可靠等。所有这些都对科技的消化吸收颇有帮助。美国恰恰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卓然，这正是经济长期以来持续发展的原因。

　　科技的鼓吹者们也应当认识到国家并不像公司之间那么竞争。比如丰田和福特的竞争的确是并驾齐驱，如果丰田的技术略胜一筹，那它就会抢走福特的顾客——福特或因此而倒闭。但是如果中国产生像诺贝尔奖质量般的科学成果，并不能令美国关门大吉。相反，中国的科学发现也能使美国的科技更上一层楼。丰田的技术进步了，福特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丰田的车不会卖给福特。而中国却会将技术卖给美国，能令中国生产力提升的东西也能令美国受益。

　　总而言之，“中国科技威胁”的论调没有认识到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关系，这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同。再者，就中国的公司或大学实验室与美国的竞争而言，那些心存担心的人也低估了美国的实力。

　　在将科技思想转化为产业方面，美国很难被超越。在学术和商业之间，并不存在鸿沟，科学家们可借资本和文化的优势在其间穿梭自如。

哈佛大学研究科技市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叙述了与一位曾与国外学者合作的物理学家的对话。“噢，你在帮他们追赶我们。”福瑞曼说。“不，他们在帮助我们保持领先”，物理学家答道，并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美国优越的商业环境，研究项目最终在美国变成了一间公司。

　　同样的，在保留最优秀科学家的竞争方面，美国目前保持领先的趋势。因为几乎所有世界顶尖的大学都在美国，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云集于此。既然我们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签证，没有理由令我们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萨文迪的故事，也许可以被视为美国地位下滑的预兆，但此事也颇为微妙。萨文迪一直致力于招收中国的明星研究生到普渡大学深造，他的大部分研究也仍在那里进行。在这个位于印第安那州的校园里，已经有18位中国学生在他的指导之下完成博士课程，其中有15人留在了美国。

　　(本文由LATWP授权刊发，作者系《华盛顿邮报》社评版成员，本报见习编辑陈中翻译。本报保留中文版权)